2019年6月

文化帐册

過去10年的各種境內和跨國遷徙危機共同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規模最大的流離失所現象,導致世界各地的許多人不得不在個人生活或政治進程中思考局內人和局外人的概念。“文化帳冊”6月號的主題正是思考和理解(理解至關重要)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差異。庫爾德作家貝赫魯茲·布沙尼(Behrouz Boochani)的例子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在他的祖國伊朗和未能抵達的第二家園澳洲,布沙尼都被迫扮演局外人的角色——他在尋求庇護時滯留於馬努斯島(Manus Island),並在那裡創作出獲獎的回憶錄。傳統的文化表現形式曾因現代社會的抹平效應而被邊緣化,但最近又在馬來西亞、韓國等國重煥活力:與琵琶類似的馬來西亞傳統樂器沙貝(sape再度大放異彩,而從遠古時代流傳下來的韓國薩滿教也開始廣泛傳播。這些新的情況表明,曾被主流社會摒棄的文化領域暗含著強大的適應能力。中國導演畢贛的電影《地球最後的夜晚》 展示了一座三線小城的陰暗面,片中的一眾人物雖然艱難度日,但卻情感豐富,影片通過描繪他們的生活,提煉出深刻見地。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瑞士精神病患者創作的優秀美術作品正在澳洲巡迴展覽,這個案例有助於我們了解身處局外者的藝術創作情況,同時揭示了局外人可能會如何看待文化共識。這些例子為我們開啟了窺探心中歸屬和渴望的窗口,並提醒我們:疏離有時可能是非常現實的事情,真正關乎生死;有時則是人們作出的審美選擇,因為他們希望以新的視角審視自己身處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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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傳承古老儀式、著眼現代世界的韓國巫師

薩滿教在首爾等地蓬勃發展。據估計,共有3萬名巫堂/萬神(女巫)和 博數 (男巫)從事薩滿教活動,即每160名韓國人中就有一人。大多數薩滿巫師為女性,他們各自有獨立的信條,並無共同的信仰體系,能夠召喚各種迥然不同的神祇幽靈——其中既有耶穌和聖母瑪利亞,也有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和已故軍方強人朴正熙。他們在日本殖民時期銷聲匿跡,在朝鮮戰爭之後又被視為江湖騙子,遭遇神堂被拆的命運。但時至今日,就連許多心存懷疑的韓國人也將薩滿教看作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為其值得保存;大約10年前,政府將薩滿巫師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薩滿儀式包括服飾、音樂和舞蹈,體現了現代韓國社會充滿活力的多元形態。在韓國,基督教、佛教和儒教和諧共存,佛誕和聖誕節都是全國節日。“韓國的薩滿教是一個大熔爐。”首爾的一位宗教研究學教授解釋道,“薩滿教從來不拒絕任何東西,而是接受一切,不斷與其他宗教和社會變革作出妥協。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薩滿教延續數千年仍未消亡。”薩滿教還傾向於關注物質世界的需求和回報,而非死後和來生,因此那些希望在今生今世獲得健康和財富的人會被薩滿教吸引。人們在身體不適、生意不順或心事重重時,會求問薩滿,請其進入祖先和其他強大靈體所在的神秘空間,代為解決問題。每逢重大事件或某些陰曆日期,薩滿巫師會舉行各種儀式,作法提供庇護、財富和平安,還會紀念死者,超度亡靈。此外,著名的 巫堂 博數 還會在選舉年為政界人士充當顧問,並為公共建築驅除惡靈。多媒介藝術家朴贊慶的作品以更加含蓄、極為優美的方式展示了對韓國薩滿教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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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幽靜森林中的質樸旅館:開啟冒險之旅

密林中的科拉賓生態旅館 (Kolarbyn Eco Lodges)由一座座傳統的瑞典森林小屋組成,距離斯德哥爾摩僅兩小時車程,可乘坐公共交通前往。欣斯卡特貝里(Skinnskatteberg)的森林中長滿了松樹、雲杉和樺樹,是駝鹿、河狸和狼的棲息地。這家旅館包括12座樹影掩映中的小屋,鋪草的屋頂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屋頂上生有一簇簇越桔和蘑菇。“一位客人將這些小屋稱為泥坑,”科拉賓旅館的網站以直白而風趣的語言寫道,“還有人將它們稱為霍比特人的房屋。這些小屋不會說話,所以我們也不知道它們更喜歡被叫做什麼。”過去,瑞典的森林工人藉助炭火鑄鐵煉鋼,然後將鋼鐵出口到世界各地(艾菲爾鐵塔就是用瑞典鋼材建造的),當時他們就住在類似的小屋內。戰後時期,工業化的工藝取代了燒炭的方法。1996年,瑞典人在這裡建造了12座傳統小屋,以緬懷歷史;2004年,小屋向遊客開放,供人們體驗瑞典人過去的生活方式。每座小屋都有燃燒木柴的爐子,屋內無水無電。客人只能在燭光下閱讀,而且要自己砍柴。附近的泉水可提供水源,另有幾個火塘可用於烹飪食物。從春天到秋天,這家旅館都會為客人提供有機自助早餐。客人可以參加騎行、徒步等活動,還能在湖上漂浮的桑拿浴房中放鬆身心;冬天,旅館會在冰上鑿洞並架上梯子,這樣客人便可體驗跳入冰水的感覺。客人還可前往附近的傳統作坊,參與炭火煉鐵。

 
閱讀

揭露尋求庇護者痛苦處境的重要著作

T庫爾德詩人、記者兼學者貝赫魯茲·布沙尼自稱是戰爭之子——他生於1983年,當時伊拉克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人與伊朗的強硬派正在伊朗西部交戰。他在為德黑蘭的報紙擔任記者期間,還秘密教授瀕危的庫爾德方言,並經營庫爾德語雜誌《瓦利亞》 (Werya)。2013年,這份刊物遭到搜查,於是布沙尼躲藏起來,並逃離伊朗。前往澳洲途中,他乘坐的船隻翻船。布沙尼在海中漂流,命運岌岌可危,最後被英國貨船救起。布沙尼和其他難民被轉移至澳洲海軍的船隻上。但就在翻船事件發生前的四天,澳洲政府已經決定將所有尋求庇護的“船民”無限期羈留在馬努斯島或諾魯,他們當中的單身男子被送往馬努斯。布沙尼在那裡開始撰寫回憶錄《唯有山巒作伴》(No Friends But the Mountains),這部文筆犀利的作品記述了他被羈留在馬努斯島期間前途未卜的生活,島上有400人被關在比足球場還小的區域內。布沙尼親眼看到其他人因為絕望和高溫而倒地不起,他們就像是“金屬高壓鍋中的肉塊”。他給其他犯人起了各種綽號:“微笑青年”、“溫和巨人”、“娼婦梅薩姆”(此人通過搞怪的滑稽行為挑戰澳洲警衛的耐心)、“母牛”(此人似乎很樂意整天在各種地方排隊等待,下定決心要在吃飯、上廁所、打電話、領香煙和拿藥的長隊中一排到底)和“首相”(此人天生高貴,馬努斯島上的遭遇使他深感羞恥,因此他不顧危險,同意返回伊朗)。布沙尼指出,馬努斯島上的生活遵循“主人統治”(kyriarchy)的模式,他從女性主義理論中借用了這個詞,表示相互交織、彼此強化的各種壓迫形式。布沙尼在伊朗時曾經想加入庫爾德武裝叛軍,但最終放棄,因為他希望相信,非暴力的政治行動可以使他逃脫紛爭衝突。但他在馬努斯島上卻陷入沉重的自我反思,懷疑自己的和平主義行為是否只是一種懦弱。 《唯有山巒作伴》 以波斯語寫成,作者秘密地用WhatsApp將其中的內容發送給權利倡導者兼翻譯穆內斯·曼蘇比(Moones Mansoubi);曼蘇比將這些WhatsApp訊息整理成書,交給奧米德·圖菲吉安(Omid Tofghian)翻譯。此書榮獲眾多榮譽,包括2019年維多利亞文學獎(Victorian Prize for Literature,澳洲最高文學獎),但布沙尼至今無法親自領取任何獎項。

 
聆聽

拯救瀕臨滅絕的傳統音樂

沙貝 是馬來西亞的一種傳統樂器,有兩根或四根弦,琴身用一根中間挖空的樹幹雕琢而成,並刻有裝飾。沙貝迷人的音色可以使人進入癡狂狀態,曾經用於馬來西亞古代的治療儀式,這種情況至少到大部分原住民改信基督教之後才發生變化。後來沙貝 式微,但在幾名音樂人的努力下,這種樂器流傳至今。圖紹·帕丹(Tusau Padan)是第一位將沙貝的音色呈現給全球聽眾的砂拉越音樂家;2009年帕丹去世後, 馬修·敖·喬(Mathew Ngau Jau)繼承他的衣缽,在國內外演奏沙貝,為年輕一代開設課程,製作新的樂器,並擔任世界雨林音樂節(World Rainforest Music Festival)的吉祥物(他的畫像印在音樂節橫幅上)。喬是文化守護者,馬來西亞政府授予他“國家活遺產”(Living National Heritage)的稱號。他在接受 半島電視台 (Al-Jazeera)採訪時說,演奏沙貝 是“一件快樂的事情”。其中的部分樂趣源自沙貝 的復興。喬教的學生越來越多,而且他還嘗試過為沙貝 安裝擴音器,將木質琴栓換為金屬材質。過去,女性連觸摸沙貝 都受到禁止;但喬的一名女學生阿勒娜·穆朗(Alena Murang)從6歲便開始跟喬學琴,並在2016年發行了自己的首張專輯《飛翔》(Flight)。

 
關注

藝術機構、精神病機構以及兩者之間的關聯

奧地利的林茨倫托斯藝術博物館(LENTOS Kunstmuseum Linz)正在舉辦一場非同尋常的展覽,堪稱對“局外人”藝術的典型詮釋,這場展覽將持續至8月18日。“非同凡響!”(EXTRAORDINAIRE!)展覽此前已在德國和瑞士舉行,展示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瑞士精神病機構中的患者創作的創意作品。2006年至2014年,在蘇黎世藝術大學(Zurich University of the Arts)的贊助下,一個研究團隊收集並調查了1850年至1930年間19家機構的藝術作品——此次展覽中的作品時間跨度相對較小。這個團隊製作了包含5000多張圖片的數據庫,該數據庫將由瑞士藝術研究所(Swiss Institute for Art Research)永久收藏,供公眾查閱。林茨藝術博物館舉辦的這場不尋常的展覽還包括來自奧地利精神病機構的作品,揭示了精神狀況不穩定(或在他人看來如此)的業餘藝術人士所具有的視角。我們永遠無法知曉如何“正確”解讀這些業餘作品——孤立、社會批判、絕望和快樂在不同程度上似乎都是合理的解讀——但這些作品所使用的技法都相當高超,其美學效果(往往帶有神秘色彩)絕非偶然所得。策展人布麗吉特·羅伊特內爾(Brigitte Reutner)策劃了這場值得推薦的展覽,使觀眾能夠超越對這些藝術創作者個人狀況的成見,與他們產生共鳴。

 
巴黎評論

回顧皇后區藝術怪才的戲謔之作

“精通兩個美學創作領域的人似乎越來越稀有,尤其是在最頂尖的創作者群體當中。”詹姆斯·吉本斯(James Gibbons)在《巴黎評論》 中寫道。他大膽地提出,“偉大藝術家的副業似乎無一例外地處於次要和邊緣地位。”但羅伯特·賽德爾(Robert Seydel,1960-2011年)是一個反例,他的文字和拼貼作品聯繫緊密。賽德爾在世時,這些精雕細琢的作品基本無人關注。但在他過世後,西利奧出版社(Siglio Press)出版的精美三卷本和紐約市皇后區藝術博物館(Queens Museum of Art)2015年的展覽“羅伯特·賽德爾:藝術之眼”(Robert Seydel: The Eye in Matter)使他的作品得到賞識。賽德爾宣稱,自己的作品“尺寸小巧,按照手的大小設計”,而他的目標是“書寫一種藝術……讓它同時成為由碎片組成的‘貧窮藝術’”。他以風趣詼諧的方式借用並扮演真實歷史人物和虛構人物。他還經常以其他身份進行創作,其中一個生動的例子是虛構的皇后區居民露絲·格賴斯曼(Ruth Greisman),這其實是賽德爾姑媽的名字。格賴斯曼的日記和拼貼畫充滿活力、自成一格。在賽德爾豐富的想象當中,格賴斯曼是銀行櫃員兼哈達薩組織(Hadassah,美國婦女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成員,她還有一個在戰爭期間遭受心理創傷的兄弟,名叫索爾(Sol)。格賴斯曼住在藝術家約瑟夫·康奈爾(Joseph Cornell)家附近,平時會向康奈爾寄送自己製作的拼貼作品和業餘詩作。因此,在格賴斯曼的背後可以看到康奈爾的影子,她的作品正是在康奈爾的收藏中“被人發現”的。賽德爾還在自己的作品中向瓊·康納(Jean Conner)、馬塞爾·迪尚(Marcel Duchamp)、漢娜·赫希(Hannah Höch)、雷·約翰遜(Ray Johnson)和湯姆·菲利普斯(Tom Phillips)致敬。“我會打破現實,創造出我自己的身份。”格賴斯曼寫道。吉本斯指出,賽德爾的作品《我的時間和名字:思想的皇后》(My time and name: a Queens of the mind)消解了插畫與題注、發明創造與平靜真切的現實之間的界限。

 
建築

緬懷設計先驅的人生與事業

教育家兼設計理論家 維克多·帕帕內克(Victor Papanek) 推崇對社會和生態負責的工具、物品和基礎設施,痛恨劣質、炫技的工藝。他於1923年出生於維也納,德奧合併後,他在1939年逃離奧地利,到美國尋求庇護。在美期間,帕帕內克就讀於庫柏聯盟學院(Cooper Union)和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他在亞利桑那州的西塔利辛(Taliesin West)師從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並與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成為夥伴,富勒為帕帕內克1971年的著作《為真實世界設計:人類生態學和社會變革》 (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 Human Ecology and Social Change)撰寫了序言。“近年來的許多設計僅僅滿足了轉瞬即逝的需要和願望,”帕帕內克寫道,“但人類真正的需求往往被設計師忽視。”此書嚴厲批判當代的各種趨勢,獲得巨大成功,被翻譯成23種語言。帕帕內克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一直力求以對社會負責的方式進行設計,並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合作,自願為發展中國家和弱勢社群貢獻時間和專業技能。他對人類學很感興趣,曾與納瓦霍人、因紐特人和巴厘人共同生活數年。最近,維特拉設計博物館(Vitra Design Museum)舉辦了以帕帕內克作品為主題的回顧展。這位建築師還在設計領域有所創新,最著名的例子或許是他設計的一系列多功能方形生活空間,使用者可在其中工作、休息和睡覺,有時會在同一個可變換的空間內從事各種活動。如今,這種平價的方形模塊已經成為經典,業餘人士和建築大師都對其青睞有加並予以利用。帕帕內克還與詹姆斯·亨尼西(James Hennessey)合作,著有 《遊牧家具一》 (Nomadic Furniture I,1973年)、《遊牧家具二》(Nomadic Furniture II,1974年)和 《失敗設計分析》 (How Things Don't Work,1977年)。帕帕內克獨力撰寫的著作包括 《為人類設計》 (Design for Human Scale,1983年)和 《綠色計劃》 (The Green Imperative,1995年)。“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裡,租約一年一簽,時尚風潮每三個月一換,為了工作,我們可能每幾個月就要搬家。”帕帕內克在 《遊牧家具二》 中寫道,“我們的社會中有許多錯誤,為了逃避這些錯誤,人們在設計優雅的物品中尋求庇護。”

 
電影

通往難忘回憶和美妙夢境的陶醉之旅

中國青年導演畢贛的第二部長片《地球最後的夜晚》是一部充滿雙重性的電影,英文片名(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只是其中第一個這樣的例子:在英文語境下,這個片名似乎是在向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的同名劇作致敬;但在中文語境下,片名化用的是羅伯托·波拉尼奧(Roberto Bolaño)的短篇小說《地球上最後的夜晚》(Last Evenings on Earth)。畢贛在接受採訪時否認這部電影與上述兩部文學作品有任何關係,但片中的一些元素的確與那兩部作品有相通之處:奧尼爾筆下那位靠不住的毒癮母親與波拉尼奧小說裡陰鬱可怖的氛圍相結合,孕育出這部以感傷奇情故事為核心、變幻多端的新黑色電影。影片主人公羅紘武回到縣城凱里(同樣也是畢贛的家鄉,為了出演這部電影,主演們努力學習當地方言),參加父親葬禮。羅紘武希望能再見到一個叫萬綺雯的女子,他們在多年之前曾經有過一段短暫的熱戀。這場尋人之旅沒有為羅紘武帶來快樂的重逢,也沒有引發不可避免的悲劇,反而最終將他帶到一個完全不同的空間。這就是畢贛製造的第二個雙重性:電影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由回憶組成,而第二部分則從羅紘武即將找到萬綺雯的時刻開始,以59分鐘的3D長鏡頭展示了一段夢境。在第二部分當中,比精湛的拍攝手法更令人歎服的是那種迷人的抒情風格——畢贛對文學和藝術電影史了如指掌,設計出各種舉重若輕的標誌性片段,時而借用米諾陶(Minotaur)的迷宮神話,時而對安德烈·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 《鄉愁》 (Nostalgia)中最後的超長鏡頭膜拜致敬。羅紘武和萬綺雯是邊緣城市裡的邊緣人物。羅紘武的生命中充滿了秘密、霉運和不正當的勾當,而萬綺雯則是變化莫測的風塵女子,從黑社會老大的女人變為生活艱辛的舞女。因此,讓這部電影最後落腳在令人如癡如醉的夢境當中是再合適不過的安排。畢贛在夢境中明晰地呈現出真實世界裡的權力關係;在夢境中,我們都是絕對的局外人,但竟然又有著似曾相識的熟悉感。



插画由奥德丽·海伦·韦伯(Audrey Helen Weber)创作

‘Too long a sacrifice / Can make a stone of the heart.’

William Butler Ye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