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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帐册

2020年2月

过去几十年,人类文明迎来重大转折,在数千年来首次实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转变。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由城市定义,因此大都会居民将其身处的城市视为当代生活不可或缺的独特象征。但城市取得的巨大成就,即其对技术、文化和效率的整合,也有可能产生代价,我们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从微粒物质对人体的损害到高峰期的交通拥堵,再到 鸟鸣声急剧减少并发生改变等无法预见的后果,城市作为一种实体、有机体和概念,不断为决策者、建筑师、工程师、艺术家、尤其是各色城市居民提出挑战。本月,我们聚焦那些力图提升公众认知的人士,他们致力于思考如何在城市中生活并欣赏城市,超越城市的缺陷和不平等现象,探索城市的乐趣及其历史和未来蕴含的各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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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巧妙而真切地呈现都市现实

你如果在墨西哥城遇到医疗紧急情况,或许会碰碰运气,请求公共救护车救援——墨西哥城仅有45辆公共救护车,但却要服务900万人口。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你会呼叫当地的私人救护车。 26岁导演卢克·洛伦岑(Luke Lorentzen)执导的纪录片 《午夜急救之家》 (Midnight Family,2019年)荣获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摄影奖,讲述了奥乔亚(Ochoa )一家的故事。这家人驾驶一辆家庭救护车提供急救服务,应对各种紧急状况,在艰难的环境下想尽办法收取服务费用。费恩·奥乔亚(Fern Ochoa)表面上是一家之主,但他的身体状况不稳定,因此急救服务基本上由他的儿子胡安(Juan Ochoa)经营——这个17岁的孩子还在戴牙套,接受采访时怀里抱着毛绒动物玩具。他们的车原本是俄克拉荷马州的退役救护车,后来运到墨西哥,被奥乔亚一家买下。夜间,胡安坐在车内等待电话,既无所事事,又坐立不安。接到电话后,他就立刻开始在交通拥堵的主干道上飞驰,尽量抢在竞争对手之前抵达事故现场。奥乔亚一家面临诸多障碍:患者在事前或事后无力或不愿支付服务费用,警察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他们,或者直接向他们索要贿赂。影片中有一幕是奥乔亚一家将受到脑部创伤的孩子送往医院,这个场景真切地表现出他们的工作状况,他们不仅需要保持高度紧张,而且必须快速作出道德判断。 《午夜急救之家》毫无说教之嫌,但片中描绘的情境却对卫生、交通、社会安全网等各种陷入混乱的制度提出无声控诉。 “你把善良的人放进破败的制度,”洛伦岑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他们最终的行为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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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歌颂熙熙攘攘的城市

到2050年,世界上75%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对于城市理论家P·D·史密斯(PD Smith)而言,这是一件好事。 2012年,史密斯出版了一本生动活泼、易于理解的入门读物 《城市:都市时代指南》 (City: A Guidebook for the Urban Age)。他在书中写道:“在这片充满活力的世界性空间中,蕴藏着人类一族的创意源泉。最伟大的城市可以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滋养并激发人类文明的核心思想。因此,永续发展、人道博爱、管理良好的城市是我们对未来的最大希望。”读者无需从前到后、按部就班地阅读《城市》一书。史密斯告诉我们:“你在阅读这本书时,可以像在真实城市中那样,沿着各种不同路径前进。不要担心迷路。有人说,这是真正体验一座城市的唯一方法。”史密斯像许多学者一样,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可能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埃利都(Eridu,现为伊拉克南部考古遗址),城市规划自然也诞生于此。但城市的许多特征与官僚机构的意向关系不大。在这方面,书中关于墙的一章审视了涂鸦艺术和街头语言、贫民窟、红灯区以及博物馆。另有一章探究了“理想城市”的概念,对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托马索·坎帕内拉(Tomasso Campanella)、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柏拉图(Plato)和维特鲁威(Vitruvius)提出的模式和设想进行了梳理。在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中,马可·波罗(Marco Polo)向忽必烈汗坦言:“城市像梦一样,由欲望和恐惧组成,即便城市的话语线索是隐秘的,其规则是荒谬的,其视角是虚假的,一切事物的背后都隐藏着其他事物。”史密斯将纽约或香港等繁华都市所呈现的密度不一的结构与向城市外部延伸的同心圆结构进行对比,那些千篇一律的郊区印证了理论家彼得·德勒格(Peter Droege)对21世纪城市的定义:“寻求快速重组的化石燃料构筑体”。史密斯的这本书文笔鲜活、资料详实,赞美了城市生活的魅力和神秘,打消了读者对于大排长队、陌生人粗鲁无礼、停车费高昂等城市弊病的焦虑。投入《城市》一书的怀抱,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迈开脚步,任意选择一个方向漫步游荡。但请保持警惕之心——史密斯下一本书的主题是城市与犯罪的交集。

 
发现

富有巧思的未来开发构想

设计师兼理论家亚历山大·艾森施密特(Alexander Eisenschmidt)表示,他的 “远见城市项目” (Visionary Cities Project)的灵感源自伊尔德方斯·塞尔达(Ildefons Cerdà)在1859年制定的巴塞罗那城市规划、勒·柯布西耶在1925年推出的“瓦赞计划”(Plan Voisin)和路德维希·希尔贝赛默(Ludwig Hilberseimer)为20世纪50年代的芝加哥提出的愿景。 “远见城市项目”专门研究当代城市,通过合作研究、设计工作室、工作坊和展览,对建筑城市主义进行新的构想。艾森施密特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任教,着有《美好都会》(The Good Metropolis)一书——此书于2019年由比克霍伊泽出版社(Birkhäuser)出版— —还曾担任《城市催化剂》(City Catalyst)和《芝加哥主义》(Chicagoisms)的编辑。艾森施密特曾在威尼斯建筑双年展(Architecture Biennale in Venice)和芝加哥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策划展览并展出个人作品。 2015年,他与一群学生和同事为位于英国德文郡(Devonshire)北海岸的城市伊尔福勒科姆(Ilfracombe)设计了多套各不相同的开发方案。他们的效果图制作精美、风格诙谐,其中部分作品必须用3D眼镜欣赏;相比之下,伊尔福勒科姆的官方开发计划显得黯然失色。这项官方计划由艺术家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提出。他与郎德尔建筑事务所(Rundell Associates)合作,共同绘制了开发方案图。但在一些建筑评论家看来,这套方案出人意料地平淡无奇:该市将建立名为南新区(Southern Extension)的生态村,其中有750座完全相同的平价房屋。事实上,赫斯特和他的公司在2016年便撤出该项目(这家公司的名称恰巧为Resign,在英文中有“辞职”之意),将其交由房地产集团伊诺克斯( Inox)打理,这项开发计划预计将耗时15年完工。伊尔福勒科姆的居民如果当初有机会考虑“远见城市项目”的构想,或许会选择更加大胆的开发方向。

 
关注

用蒸粗麦粉搭建的城市和其他艺术杰作

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正在举办 “有生命的城市”展览 (Living Cities,展期至2020年3月22日),介绍世界各地在城市当中创作和以城市为创作主题的艺术家。参观者可以在浸入式数字空间中与艺术家 希拉·高达 (Sheela Gowda)共同游览班加罗尔(Bangalore),聆听艾未未介绍自己在北京的生活经历如何启发艺术创作。摄影师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拍摄了从纽约和芝加哥到俄克拉荷马市(Oklahoma City)和新墨西哥州盖洛普(Gallup)等地的城市景观照片;而畠山直哉关于东京灯光景观的摄影作品《草图/光线》(Maquettes/Light)则利用灯箱进行展示,散发出清晰的虹彩光泽。波兰艺术家莫妮卡·索斯诺夫斯卡(Monika Sosnowska)的《亭》(Pavilion,2016年)是一件重达2000公斤的黑钢雕塑。索斯诺夫斯卡从位于波兰卢宾(Lubin)的斯沃瓦茨基住宅区(Osiedle Slowackiego)建筑汲取灵感,将扭曲的矩形门框镶嵌在凌乱缠绕的格栅结构当中,创作出这件形如建筑残片的作品。卡达·阿提亚(Kada Attia)的《无题(盖尔达耶)》(Untitled (Ghardaïa),2009年)设计颇为精巧:艺术家用350公斤蒸熟的粗麦粉、壁纸胶和盐,按比例搭建出阿尔及利亚城市盖尔达耶的模型,模型周围挂有瑞士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和法国建筑师费尔南·普永(Fernand Pouillon)的照片。勒·柯布西耶曾于20世纪30年代访问盖尔达耶,并将这座城市的极简主义建筑风格融入他与普永在法国设计的公寓楼;阿提亚出生在巴黎郊外的塞纳-圣但尼省(Seine-Saint-Denis),他儿时的居所恰好出自普永之手。马克·布拉德福德(Mark Bradford)的《苍蝇》(Los Moscos,2004年)是纸张拼贴作品,由艺术家本人在洛杉矶中南区的工作室附近找到的海报、传单和包装材料碎片组成, los moscos是旧金山湾区对移民劳工的蔑称。这件作品上的文字和口号反映了中南区的族裔多元性。据布拉德福德称,这些碎片“是对张贴和消逝之物的纪念,剥开层层纸张的过程就像是借助路牌识读街道一样”。布拉德福德在创作过程中首先添加几层碎片,再用砂纸打磨,然后又添加新的层次,再进行打磨;他将自己的电动打磨机比作画笔。马尔万·拉什马维(Marwan Rechmaoui)的《贝鲁特生橡胶》(Beirut Caoutchouc,2004-2008年)是用橡胶制作的贝鲁特地图,上面印有这座城市的街道,并按城区分割,可供参观者踩踏走动。土耳其艺术家尼尔·亚尔特(Nil Yalter)的《临时住所》(Temporary Dwellings,1974-1977年)采用类似于民族志的风格,描绘了巴黎、伊斯坦布尔和纽约的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波多黎各人移民社区。这场引人入胜的展览兼具深刻与奇想,展示了城市生活不断变幻的壮阔图景。

 
巴黎评论

20世纪初的柏林:堕落小人物的故事

漫画家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z)以生动狡黠的笔触描绘柏林的街头生活,展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交织着阴影和欲望的地下世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谈及格罗斯时写道:“[他的]漫画对于我们而言,与其说是讽刺作品,不如说是纪实作品。”达斯廷·伊林沃思( Dustin Illingworth)在 《巴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笔犀利的文章,以格罗斯作为引子,介绍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尤其是德布林1929年的长篇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这部小说于2018年由纽约书评出版社(New York Review Books)再版,新版由迈克尔·霍夫曼(Michael Hoffman)翻译,封面印有格罗斯的作品《全景图(打倒莱布奈希特) 》(Panorama (Down with Leibneicht))。这幅色彩暗淡、阴郁病态的画作与小说讲述的故事相当契合,德布林塑造的反英雄弗朗茨·比贝科普夫(Franz Biberkopf)服刑出狱后在柏林生活,他性格暴烈,软弱无能,而且运气不佳。德布林运用轻松活泼的口吻,以短小的片段式章节讲述比贝科普夫的冒险经历和痛苦挣扎,每章的标题都很通俗易懂(例如,其中一章的标题是“亚历山大广场上的重逢,冷得要命”)。比贝科普夫试图过上相对受人尊敬的生活,在亚历山大广场上环境恶劣的区域内兜售领带架和报纸。但他很快便重新陷入地下世界,并再次入狱。比贝科普夫在狱中决定绝食,活生生将自己饿出紧张症。他以戏剧性的方式与死神相遇,这次经历使他勉强重拾生存的意愿。出狱后,他依靠卑微的体力劳动艰难度日。德布林从不同侧面描写柏林风情,为这则诡异灰暗的寓言注入活力。作者对流行音乐、圣经经文、广告和畜牧业的思考赋予这部小说奇特的感染力。 “德布林的小说既像是瓦尔特·鲁特曼(Walter Ruttmann)拍摄的不协调的蒙太奇影像,又像是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笔下的“摄影机眼”(Camera Eye)叙述片段。”伊林沃思写道,“德布林赋予大都会本身某种意识。”德布林于1878年生于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斯德丁(Stettin)。他的裁缝父亲爱上一名年轻女子,因此德布林不得不随母亲和四个兄弟姐妹搬到柏林,在蓝领阶层聚集的布卢门施特拉瑟区(Blumenstrasse)定居。这段时期的贫困经历或许是促使德布林决心从医的原因之一,无论这一决定是出于自我生存的考虑还是出于心中的责任感(后来他医治的患者大多为贫民窟居民)。德布林还坚持写作,包括创作长篇小说、诗歌、纪实作品和戏剧,但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之前,他的作品无一获得成功。德布林欣赏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作品,并像乔伊斯一样,着眼于在混乱的城市生活中涌动和挣扎的个体意识。德布林在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晚期的腐化衰败之象中觉察到法西斯主义的苗头,并在纳粹掌权之前逃往加利福尼亚州。伊林沃思写道,对于“警惕世界各地极右翼势力崛起”的当代读者,“《柏林压力山大广场》或许可以作为一面碎裂的镜子。”

 
建筑

两座绿色高楼的故事

垂直森林 (Bosco Verticale)是位于米兰加里波第门(Porta Garibaldi)火车站附近的两座住宅楼,高的那座有111米,矮的那座有76米。垂直森林于2014年竣工,楼上种满植物,包括900棵树木、5000棵灌木和11000株多年生植物;郁郁葱葱的树影之下隐藏着400间公寓,其中的住户犹如一个个身处城市、生活幸福的树木精灵。这个项目由斯特凡诺·博埃里(Stefano Boeri)在园艺学家和植物学家的帮助下设计完成,灵感源自伊塔洛·卡尔维诺1957年的小说《树上的男爵》( The Baron in the Trees)。两座楼共同构成一片微生境,每年的碳转化量可达44000磅,并为独居野蜂、大黄蜂、食蚜蝇和20多种鸟类提供了栖息之所。草木丛生的表面还能调节楼内温度,抵挡大风、灰尘和噪音污染。楼内利用太阳能板提供可再生能源,并将厨房和洗澡产生的废水过滤,用于浇灌绿色植物。博埃里的城市森林令人印象深刻,减轻了城市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他本人目前正在世界各地复制推广这一模式。博埃里在巴黎建造的白色森林(Forêt Blanche)高达54米,墙壁上将种植1公顷的树木;他在中国丽水建造的森林城市将容纳40000棵树木和100万株植物。

‘Through this broad street, restless ever, ebbs and flows a human tide…’

John Greenleaf Whitt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