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two merging faces

文化帳冊

文化帳冊,2017年11月

任何人只要看上一期電視真人秀,便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簽署了授權協議書的參賽者放棄了一切尊嚴,猶如20世紀中葉那些有爭議的心理學實驗中的測試對象。想一想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樓地下室建立的模擬監獄吧,他似乎發現了我們所有人內心中施虐狂的一面;或是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假電擊實驗,他對權威、殘忍性和場景的力量得出了類似的結論。還有一項著名實驗是對學齡前兒童的意志力進行壓力測試,實驗者在兒童面前放滿滿一碗棉花糖,告訴他們要麼立刻享用這份美味甜點,要麼等待15分鐘,這樣便能吃到兩份。那些抵抗住誘惑的兒童長期發展較好,這種特質似乎使他們在步入成年後不會有肥胖和成癮的問題。與這些相當嚴肅的經典實驗結論相比,大眾心理學提供的心靈雞湯式意見輕鬆活潑,使我們產生了截然不同的認知。我們是能夠無私地愛他人並自我約束的道德行為體,還是權力慾極強、懦弱自私的生物?康德學派的人或許會說,這正是世俗、偶然的自我與超驗自我之間的區別,而精明的電視節目製作人會拿出足夠的龍舌蘭酒和金錢,在兩者之間取得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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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瑪麗安·戴蒙德、愛因斯坦的大腦和奇妙的神經可塑性

1984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神經科學家瑪麗安·戴蒙德(Marian Diamond)收到四片經過保存處理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大腦切片。這些切片由普林斯頓的病理學家托馬斯·斯托爾茨·哈維贈送,他曾於1955年對愛因斯坦這位物理學天才進行尸檢,並用某種方法將愛因斯坦的大腦據為己有。戴蒙德欣然檢查了這些樣本,發現其中每個神經元內膠質細胞的數量比普通大腦高得多。這佐證了她最為著名的理論:我們的大腦因增益性的活動而生長變化,相反也會因缺乏刺激而退化。如今這一理論似乎平淡無奇,但在20世紀60年代初,即戴蒙德首次提出神經可塑性時,這還是一個頗具革命性的概念。對於中風患者和受到其他類型創傷的人而言,她的發現當時是而且現在仍是重要的一線希望。戴蒙德於去年7月逝世,在她逝世前不久,紀錄片《我與大腦的愛情》(My Love Affair with the Brain,2016年)公映,這部影片記錄了她五年間的生活和工作經歷,非常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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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

鑷子靈活度測試器和各種相關的奇珍異寶

多倫多大學的科學儀器收藏(Scientific Instruments Collection)有點像堂吉訶德:既崇高又古怪,毫無實際用處,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也不無價值。這個跨學科項目致力於展示舊式工具和過時技術,多年來斷斷續續地發展擴充,涉及天文學、植物學、動物學(當然還有“分類不明”這一無所不包的類別)等十多個領域,從佈滿灰塵的櫃子當中發掘藏品。如果您希望親自檢閱這些奇珍異寶,不妨在2018年4月之前到聖喬治校區(St George Campus)的維多利亞學院樓(Victoria College),參觀“不為人知的故事”(Untold Stories)展覽。此外,《我與大腦的愛情》心理學在線收藏中也有許多獨特而迷人的藏品,如各種不如羅夏克墨跡測驗(Rorschach’s Inkblot Test)有名的測試:費格森形狀板(Ferguson Form Boards)、科斯色卡(Kohs Colored Cards)、斯塔茨曼色塊(Stutsman’s Colored Cubes)和所謂的鑷子靈活度測試器(Tweezer Dexterity Test)。機械幻燈片(Mechanical Lantern Slide)是“一片切割成階梯形、帶有金屬板的長方形木片”,可以投射出活動的骷髏圖像。任何人都會猜測為何這件物品會歸入心理學類別而非解剖學等類別:或許晃動的骨架會使我們產生早已遺忘的恐懼感?

 

 

 
閱讀

惱人的精神疾患與撫慰心靈的想法:《你為何如此憂傷?》

賈森·波特(Jason Porter)首部首篇小說《我與大腦的愛情》《你為何如此憂傷》(Why Are You So Sad?)中的敘述者雷蒙德·尚(Raymond Champs)對生活沒有多少熱情。對他而言,醒來“就像是徒手將一棵紅杉樹從泥土裡拔出來”。他獲得了某種頓悟,意識到對存在的絕望感並非產生於真空,其實這種感覺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疾患。“這個想法擊中了我,我突然認識到事實的確如此。這個想法的完美音調不斷迴響……我們悶悶不樂、遲緩怠惰、自滿自足,我們忙著吃東西,所以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雷蒙德為瑞典家具業巨頭洛基洛基(LokiLoki)擔任繪圖師,負責在未組裝產品包裝箱內附帶的說明書上繪製馬鈴薯形狀的吉祥物。難怪他會質疑公司的座右銘:“日常生活就是一天比一天更好”。他認為現代生活充斥著憂傷,為了測試這一理論, 他向同事分發了一份追根究底的問卷調查:今天是否比昨天更糟?你認為失戀的感覺是像口香糖沒了味道,還是更像所有的食物都涼了?雷蒙德的內心世界絕對是尖刻的,他執迷於“帶動報紙銷量並能溶解人腦的第三世界病毒”和鋪滿死蟲子的擋風玻璃:“外骨骼突然被一塊高速移動的防碎玻璃撞扁的感覺”。不過,他的抱怨透露出他對我們日常苦難的細膩關注。《你為何如此憂傷?》是一部真誠的諷刺之作,這部長篇小說既辛辣又美妙。

 

 

 
發現

在動蕩時期向粘液菌學習

氣候變化(更不必說還有晚期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內撕裂的政治氣氛)正在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未見的大規模動蕩,而動蕩又使我們不可避免地將目光投向粘液菌。據堪培拉大學政治學副教授讓-保羅·加尼翁(Jean-Paul Gagnon)稱,這些單細胞生物的生存本能可以教我們如何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此前,有人利用粘液菌研究如何改進計算機技術和解決交通堵塞問題。加尼翁受此啟發,試圖研究粘液菌表現出的明智的合作傾向。粘液菌最初為單個孢子,以細菌為食,通過有絲分裂繁殖。隨著數量的增加,粘液菌便學會通過減數分裂增殖,即這種單細胞生物在不同個體之間進行有性繁殖。粘液菌如果發現食物短缺或生存的那片土地太小,便會釋放一種化學物質,結合為類似於鼻涕蟲的超生物體,進入新的生命階段。加尼翁說:“牠們為了生存而彼此依靠。”他希望我們社會上的主要政治經濟行為體能夠在民眾中間和自身內部恢復這種思維:“如果牠們無法達成共識,決定何時從個體……變為聯合體,擺脫飢餓,那麼牠們便有可能死亡。”

 

 

 
訪談

克萊爾-路易絲·本內特:讚美那些與環境格格不入、無可救藥的人

克萊爾-路易絲·本內特(Claire-Louise Bennett)的《池塘》(Pond)是一部幾乎有些幽閉恐懼色彩的內省小說集,雖然如此,這部作品仍然相當引人入勝,作者將故事的背景設定在“歐洲最西段、緊鄰大西洋”的地方,即愛爾蘭蠻荒的西海岸,這正是本內特筆下無名敘述者的隱居冥思之地。敘述者本來在寫一篇博士論文,但半途而廢,我們可以從她的語言和腔調中看出這次經歷的影響。讀者會覺得她的確不想寫這篇論文,但這次挫折讓她自尊受損,不知道接下來該如何是好。她時而狡黠造作,時而苛刻自疑,小說的文筆從頭到尾都很生動具體。本內特精妙地捕捉到我們往往忽視的日常事物的質感,例如“肥沃的、近乎火一般的”泥土。“由於某種原因,我覺得普通的事物很能觸動心靈──我喜歡靜物畫,它們象征著生命。”本內特對《巴黎評論》說道。“比起情節,我對氣氛更有感覺,單獨一個人更有利於營造氣氛,或許就像是單獨一支燭火更能營造氣氛一樣。一直以來吸引我的都是與環境格格不入的人,被驅逐的人,被流放的人,帶著一絲狡黠幽默感的無可救藥的人。”

 

 

 
聆聽

論音樂、寫作技藝和身份建構:埃麗夫·沙法克

土耳其最負盛名的小說家之一埃麗夫·沙法克(Elif Şafak)同時也是歌詞作者。去年6月,她與BBC 4台主持人柯絲蒂·揚(Kirsty Young)共同探討音樂的重要意義、身份政治的棘手困境、沙法克寫作的原因(源於她8歲時受到的青綠色小筆記本)以及她在母親是外交官、父親“一輩子只見過三四次”的環境下四處漂泊的成長經歷。這期節目中還穿插了她為一系列音樂作品撰寫的非正式說明,她說自己如果要去一座荒島,會選擇帶上這些歌曲,包括蒙福之子樂隊(Mumford & Sons)的《巴別塔》(Babel)、倫納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著名的藍雨衣》(Famous Blue Raincoat)和金屬啟示錄樂隊(Apocalyptica)的《別的都無所謂》(Nothing Else Matters)等。沙法克豐富多樣的品位也體現在她的小說創作傾向上:在《伊斯坦布爾的私生子》(The Bastard of Istanbul)中,熱愛約翰尼·卡什(Johnny Cash)的阿斯亞(Asya)在全部由女性組成的土耳其家庭中想象美國的生活;在《愛的四十條規則》(The Forty Rules of Love)中,美國猶太裔家庭主婦的故事與13世紀詩人魯米(Rumi)的人生經歷相互呼應;在《榮譽》(Honour)中,約克郡的庫爾德家庭實施了一場榮譽謀殺。沙法克的這期訪問值得一聽,因為她提出了不少珍貴的見解,而且她的聲音圓潤渾厚,歌曲也選得好。“生而為人就是擁有幾個並存而衝突的自我。”她說道,“小說家的職責就是剝開這些層次,揭示下面跳動的心臟。”

 

 

 
電影

阿諾差·素威差功邦充滿挑釁意味、尖銳深刻的想象圖景

泰國導演阿諾差·素威差功邦(Anocha Suwichakornpong)是一名在政治動蕩的環境中敢於發表政治意見的女性電影人,她拍攝的影片如夢似幻,充滿自我指涉,通過相互關聯,描繪了生命全景。《入黑之時》(Dao khanong)是她處女作《俗物人間》(Mundane History)的某種延續,尖銳地審視了父權制。這部影片採用了“片中片”的結構,講述了一名年輕女孩想在軍事政權的監視下拍電影的故事。電影《卡拉OK女孩》(Karaoke Girl,2013年)的導演威斯拉·威奇-瓦達甘(Visra Vichit-Vadakan)飾演電影人安(Ann),她對1976年10月的事件特別關注,當時國家部隊和準軍事部隊殺害了泰國國立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的抗議學生。素威差功邦採用蜿蜒迂迴的手法表現時間,讓觀眾感覺迷失了方向:對未來的想象很快就變得像是我們以為已經拋到腦後的過去;導演在人物塑造上也採用了類似手法,演員阿差拉·素萬(Atchara Suwan)分飾服務員、清潔女工和僧侶三個角色。影片中反復出現百葉窗、窗戶和攝影機鏡頭等各種框形物品,似乎是在向觀眾示意,同時又利用離奇幻象誘惑觀眾,這讓我們自始至終都無法完全對故事信以為真。這部作品是與現實相關聯的超現實敘事之作。泰文片名dao khanong字面意思為“野星”,聽起來有幾分異世色彩,但其實還是曼谷西郊一個社區的名字。

 

 

 
住宿

適合疲憊靈魂的美麗休憩之所:克里斯特貝里農場

寧靜花園運動(Quiet Garden Movement)在私人住宅和宗教場所內創造綠地空間,供尋找祈禱、冥想或放鬆之所的人使用,幫助他們更好地抵消都市生活的躁動和由此帶來的壓力。開普敦郊外的諾德胡克(Noordhoek)、新西蘭的馬奈阿(Manaia)以及世界各地其他靜謐的地方都有寧靜花園,但只有少數提供住宿。瑞典布倫斯貝里(Borensberg)的克里斯特貝里農場(Kristbergs Rusthåll)是一家提供住宿加早餐的旅館,由埃娃-洛塔·卡爾曼和比約恩·卡爾曼(Eva-Lotta and Björn Kalman)經營,坐落在美麗的釣魚聖地博倫湖(Lake Boren)湖畔。這座迷人的房屋有斜度很大的灰泥屋頂、色調溫暖的黃色墻壁、許多淺色木材和一間圖書館,空間寬敞,風格質樸,置身其中讓人心情愉悅。住客可以在共用的大廚房內一起烹飪,藉著燭光閱讀,在寬敞的宅地上四處探索,偶爾還能幫著除一除草。

 

 

插畫由Jeffrey Cheung創作

‘The mind is the most capricious of insects—flitting, fluttering.’

Virginia Woo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