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edger March 2019

2019年3月

文化帳冊

世界各地的女性在2018年見證並推動了重大的變革。去年5月,愛爾蘭人民在全民公決中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墮胎合法化的提案。6月,沙特阿拉伯開始允許女性駕車。10月,埃塞俄比亞議會一致選舉薩赫勒-沃克·祖德(Sahle-Work Zewde)擔任總統,同時該國還成為繼盧旺達和塞舌爾之後第三個內閣成員中女性人數不少於男性的非洲國家。冰島立法禁止僱主向男性發放比女性更高的薪酬,要求僱員人數超過25人的僱主出示政府發放的證明男女同酬的證書,否則即需繳納罰款。“我也是”(#MeToo)運動改變了世界各地的工作場所。各個領域的女性取得了眾多成就,尤其是在男性主導的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學科:伊夫琳·特勒(Evelyn Teller)教授率領的科學家團隊首次在實驗室中培育出人類卵細胞;工程學博士生譚正初(音譯)與團隊合作,製作出3D打印的腦部和肺部結構。當然,這一年並非一帆風順,而且性別暴力現象永遠存在。為了堅持推動女性事業,我們每年都會慶祝3月8日國際婦女節,向成就斐然的傑出女性(下文介紹了其中幾位)致敬。

Ledger March Secondary 1

 
人物

一生擁有信念和勇氣的活動人士

早在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於2008年總統選舉期間使用那句口號之前,多洛蕾絲·韋爾塔(Dolores Huerta)已經在對與她共事的活動人士和組織者說:“是的,我們能。”(Sí, se puede)現年88歲的韋爾塔是美國最重要的勞工活動人士之一,為奇卡諾(Chicano)民權運動作出了巨大貢獻。她於1930年生於新墨西哥州,在加利福尼亞州斯托克頓(Stockton)長大。多洛蕾絲在攻讀教育學學位期間結婚,生下兩個女兒。她在離婚後嫁給活動人士本圖拉·韋爾塔(Ventura Huerta),兩人育有五個子女,最終多洛蕾絲又與他離婚。20世紀50年代,韋爾塔在學校教書期間,不忍看到班上來自農場家庭的孩子營養不良,於是決定為他們的父母爭取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她認為這是幫助那些孩子的最佳方式。1955年,韋爾塔與他人共同創立社區服務組織(Community Service Organization)斯托克頓分會,舉辦選民登記活動。一名同事將韋爾塔介紹給活動人士塞薩爾·查韋斯(Cesar Chavez),兩人於1962年創立了全國農場工人協會(National Farm Workers Association),該協會後來更名為農場工人聯合會(United Farm Workers' Union)。1965年,韋爾塔組織了有5000名葡萄園工人參加的德拉諾(Delano)罷工,通過談判為他們爭取到了更加公平的合同。她還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全國鮮食葡萄抵制運動中發揮作用,促成了1970年工會合同的簽署。韋爾塔在1999年之前一直擔任農場工人聯合會副主席,堅持倡導為農業工人提供更加安全的工作條件以及失業和醫療福利。20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她轉而關注選舉代表性問題,致力於推動更多拉丁美洲裔和女性擔任公職。2012年,奧巴馬授予韋爾塔總統自由勛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2018年,她告訴《時代周刊》(Time),要消除種族主義、對女性和同性戀的仇視以及頑固偏見,就必須徹底改變教育體系。“我們必須從學前教育就開始介紹有色人種的貢獻……首先是美洲原住民,我們奪走了他們的土地……從來沒有提供補償,還有修建白宮的非洲奴隸……然後是耕種土地、鋪設鐵路的墨西哥移民,還有日本人、華人、印度人、拉丁美洲人,所有這些為我們國家建設基礎設施的人……[我們需要]一塊巨大的橡皮,擦掉美利堅合眾國如今的無知狀態。”

Ledger March Second Illustration

 
遊覽

深入原住民國度和文化的心靈之旅

阿納姆地(Arnhem Land)是澳洲北領地東北角的荒原,面積近10萬平方公里,包括雨林、峽谷、懸崖、河流、茂密的原始林地以及朝向阿拉弗拉海(Arafura Sea)的絕美海岸線。雍古族(Yolŋu)是東阿納姆地的傳統守護者,而利爾維旅遊公司(Lirrwi Tourism)則是由雍古人經營的公司,專門在當地組織短途旅行,向遊客介紹這片地區的地形和動植物,展示有1萬年歷史的豐富文化。這家公司的“蓋武女性團” (Gay’wu Tour for Women)頗受歡迎,是專門面向女孩和成年女性的五日小規模旅行團(公司也可根據需要組織人數較多的大團)。這個旅行團得名於當地的草編網兜,這種傳統網兜以露兜樹葉編織而成,用於盛放食物和藥物,在精神信仰中也是裝載知識的工具。旅行團側重於介紹土地的養育作用,邀請雍古族女性慷慨分享她們關於“樹木、祖先、天空和宇宙”的知識。公司會根據四季變換安排具體活動,這些活動可能包括採集牡蠣和泥蟹作為食材以及尋找當地藥用植物。團友還能了解雍古族的家族觀念、哲學、占星術和藝術,並受邀參與雍古族女性的哭泣儀式“納西”(Nathi)——對於非原住民女性而言,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這個旅行團與利爾維公司的其他團一樣,鼓勵團友不要攜帶手錶和智能手機,以便體驗山水、氣候和晝夜交替所產生的更加柔和、流暢的自然韻律。如果您希望全面詳細地了解澳洲各地由原住民提供的其他旅行團,最好參考馬西婭·蘭頓(Marcia Langton)去年出版的《歡迎來到原住民國度》(Welcome to Country)。

 
閱讀

舞動、咆哮、振奮人心的詩歌

詩人、學者、評論家兼表演家羅莎蒙德·S·金(Rosamund S. King)的詩集《岩|鹽|石》(ROCK | SALT | STONE)由晚舟圖書(Nightboat Books)出版,其中第一首詩以全新方式擴寫了《我的邦妮在海的那一邊》(My Bonnie Lies over the Ocean),將加勒比非洲裔僑民和約魯巴(Yoruba)神明埃舒(Eshu)、奧舒(Oshu )和奧貢(Ogun)融入其中:“我的力量屬於奧貢/我的血液流入大海/兩者在黑色的軀體內相遇/輕聲說道:'你要為了自由而鬥爭'。”這篇作品在非洲、加勒比地區和美國之間穿梭,使用了不同種類的英文。金的這部詩集關注的是作為局外人、移民和女性酷兒人士的感受。散文詩、安納西(Anansi)故事、咒語、約魯巴傳說、先祖記憶、沃洛夫(Wolof)詞彙和加勒比方言在這部驚人的作品集中彼此碰撞。金對神話和歷史的運用方式既詼諧又深刻。每首詩既是印刷品,又是渴望被人大聲朗讀的音樂片段。她選用的語言和主題提醒我們,充滿活力的文學作品往往既激動人心又使人謙卑,而且可能引發政治變革。“我們的領導人應當到劇院去看劇,”金在《巴黎評論》中寫道,“他們應當去博物館和詩歌朗誦會,聽歌劇,看舞蹈表演——其中應該會有某些東西讓他們感到不自在,甚至不安全。”

 
發現

探討女權主義狀況的私人作品

“情感應當回歸。”倫敦實驗電影人比阿特麗斯·吉布森(Beatrice Gibson)最近在接受《弗里茲》(Frieze)雜誌採訪時說道,“我喜歡拍電影,因為我喜歡去電影院,買點爆米花,邊看邊哭。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那種效果,所以我拍的東西質量很高。”吉布森在她最近拍攝的短片《我希望我死的時候聲音很大》(2018年,I Hope I'm Loud When I'm Dead)和《不是姐妹的兩姐妹》(2019年,Deux soeurs qui ne sont pas soeurs)中不僅實現了這個遠大的目標,而且還不止步於此:這兩部短片既真誠又私密,而且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奮。《我希望我死的時候聲音很大》得名於CA康拉德(CAConrad)的一首詩,以吉布森在地鐵上恐慌發作的鏡頭開場。我們透過拼貼而成的各種場景窺探到了她的內心,其中既有一些恐怖的瞬間,例如傾覆的難民船和格倫費爾大樓(Grenfell Tower)著火的景象,還有一些溫馨的場景,例如家庭錄像片段(她的孩子在被風吹拂的沙灘上和浴缸裡),後者象徵了她可能失去的一切。隨後,我們跟隨吉布森來到紐約市,她在那裡與康拉德和康拉德的導師、同為詩人的艾琳·邁爾斯(Eileen Myles)見面。邁爾斯的工作室滿是奇特怪異的東西:擺放在打開的眼鏡盒中的死青蛙、為作詩儀式準備的塔羅牌以及托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的《混凝土》。吉布森在旁白中引用了睿智而深刻的女權主義人士奧德麗·洛德(Audre Lorde)、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和艾麗斯·諾特利(Alice Notley)的話,這些話語共同匯成了吉布森寫給繈褓中的女兒萊澤(Laizer)的信,在我們“偷聽”信中內容的同時為我們的內心注入堅定的力量。《不是姐妹的兩姐妹》的靈感源於格特魯德·斯坦(Gertrude Stein)的電影劇本《不是姐妹的兩姐妹》(Two Sisters Who Are Not Sisters),劇本講述了斯坦本人、艾麗斯·B·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和她們的捲毛狗“籃子”(Basket)的故事——吉布森告訴《弗里茲》:“斯坦是萬事萬物的教母。”《不是姐妹的兩姐妹》關注的是母親的快樂和焦慮,以及“家”在動蕩世界中的定義。吉布森的這兩部短片是倫敦卡姆登藝術中心(Camden Arts Centre)舉辦的“老嫗音樂”(Crone Music)展覽的一部分。這場展覽將持續至3月底,旨在紀念已故的保利娜·奧利韋羅斯(Pauline Oliveros),《我希望我死的時候聲音很大》使用了她的音樂。吉布森說,奧利韋羅斯“通過深度聆聽活動和集體創作,使女權主義得到公開表達……我採用的是開放式的工作方式,接受命運的偶然性,讓許多不同的聲音幫助我創作。我還對‘給予肯定’這個過程很感興趣。以往的情況是,某些人物、關係或事物成就了藝術作品,但卻很少獲得肯定。在傳統的電影創作中,分工明確,人們能夠憑藉自己的付出得到賞識。我認為這樣做才是對的。”

 
巴黎評論

介紹鮮為人知的二十世紀經典

1月,文學評論家兼散文家埃瑪·加曼(Emma Garman)在《巴黎評論》月度專欄“女性經典”(Feminize Your Canon)中發表了一篇向澳洲小說家埃莉諾·達克(Eleanor Dark)致敬的精彩文章,向我們介紹了達克被人忽視的傑作《克里斯托弗前奏》(Prelude to Christopher)。這是達克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主人公是一名醫生,渴望進行實驗,採用社會工程手段,建立屬於自己的社會。1937年,這本書儘管在英國和澳洲備受好評,但卻無法在美國出版,因為美國人認為這部作品的內容過於激烈、怪異,會引發讀者的不安。雖然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各地興起(或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美國出版商依然認為,一個女人批判優生學和生物決定論謬誤的作品不會有什麼市場。《克里斯托弗前奏》講述了一個具有現代主義框架的哥特式故事,結合了四個人物的視角和記憶:在車禍中受重傷的醫生奈傑爾·亨登(Nigel Hendon)、他的妻子、他的母親和暗戀他的醫院護士。我們會在書中看到,奈傑爾曾經建立過一個島嶼烏托邦(當時已經停止運作),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能進入那裡。最開始遇到的問題來自奈傑爾的妻子——美麗動人但精神不穩定的琳達(Linda),她的家族有精神病殺人史。奈傑爾勉強允許她住在島上,但拒絕與她生育,以免兩人的後代被琳達的劣質基因污染。不出意外的是,摧毀這場實驗的不是琳達,而是整個實驗所基於的前提。這對夫婦不得不承擔隨之而來的罵名,媒體頭版上滿是諸如《以科學之名作惡;孤島惡政的權力風雲》之類的標題。加曼的文章更具啟發性,因為她介紹了這部小說中有哪些元素與達克的人生經歷有關,包括達克母親的精神崩潰和英年早逝,以及達克的姑媽作為性教育工作者和優生學家的工作經歷。這部小說於1934年在澳洲出版,一名評論家稱其為“在我國創作和出版過的最成熟的小說作品”。達克在後來出版的歷史小說中探討了歐洲在澳洲殖民的問題,銷量很好。但加曼寫道:“經受住時間考驗的是《克里斯托弗前奏》那種大膽的實驗主義風格。”

 
支持

為阿富汗新聞行業帶來女性的觀察與聲音

出自阿富汗女作家、女記者和女攝影記者之手的文章和圖片非常稀缺,這個國家的社會風氣保守,大多數女性都無法和大多數男性說話。雖然阿富汗的媒體在戰後蓬勃發展,在職記者共有9000人,但其中只有不到10%是女性。非政府組織“薩哈爾說”(Sahar Speaks)致力於改變這種失衡局面,通過教育和輔導計劃使阿富汗女記者能夠採取主動,並為她們提供相關工具,幫助她們勇敢而準確地報道自己認為重要的議題。薩哈爾是阿富汗常見的女性名字,意為“黎明”,象徵著女性不再被邊緣化的言論自由新時代。這個組織於2015年開始運作,此前駐喀布爾的外國新聞機構沒有女記者;但自2015年以來,該組織已經培訓了數十名女記者。這個項目由英裔美籍記者阿米·費里斯-羅特曼(Amie Ferris-Rotman)設立。2016年6月,首批12名學員的多媒體作品在《赫芬頓郵報》(HuffPost)上發表。2017年,倫敦的回文戲劇公司(Palindrome Productions)將薩哈爾說畢業學員的三篇報道改編為舞台劇。該組織目前正在與《衛報》(Guardian)合作,發表新一輪報道,受訓學員已經在BBC、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任職。

 
電影

層次豐富的新西蘭佳片

製片人克麗·瓦基亞(Kerry Warkia)和基爾·麥克諾頓(Kiel McNaughton)召集了八位毛利族(Māori)女導演,請她們圍繞一名受虐兒童講述一個痛苦而神秘的故事,這才有了《瓦魯》(Waru,2017年)這部電影。每位導演都負責影片的一章,即一段不間斷的10分鐘鏡頭,每一章都與毛利族兒童瓦魯的葬禮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而瓦魯在影片中自始至終都沒有出現。這些不同的章節逐漸揭示了導致這起事件的社會狀況。在由布賴爾·格雷斯-史密斯(Briar Grace-Smith)執導的第一段影片中,中年婦女查姆(Charm)為出席葬禮的人準備食物,她神情隱忍,甚至有些敵意。凱茜·卡阿(Casey Kaa)執導的部分是關於瓦魯的幼兒園老師阿娜赫拉(Anahera),她在和瓦魯的同班同學講話,想確定誰來坐瓦魯的位置。接下來,安斯莉·加德納(Ainsley Gardiner)用鏡頭展示了一名單身母親生活拮据、無錢購買燃氣和食物的場景。凱蒂·沃爾夫(Katie Wolfe)則向我們介紹了另一位生活艱辛的年輕母親,身為歌手的她在清晨帶著酒氣回到家中,發現繈褓中的孩子一個人被鎖在房子裡。影片中段的核心故事由勒妮·麥希(Renae Maihi)執導,是關於葬禮(毛利語為tangi)本身。在葬禮上,瓦魯的曾祖母和外曾祖母分別代表不同的部落,爭奪孩子的遺體。隨後,影片又擴大視角,加入了另一章,在這部分當中,一間電視演播室內存在赤裸裸的種族主義現象。由切爾茜·科恩(Chelsea Cohen)執導的這個片段講述的是毛利族女主播在工作場所與令人震驚的偏見作鬥爭,並決定在電視直播時直言不諱地討論這個問題。葆拉·瓊斯(Paula Jones)執導的部分與這章相互呼應:少女米爾(Mere)同樣鼓起勇氣,大膽發聲,與虐待她的人對質。最後一部分由阿瓦努伊·希米奇-佩內(Awanui Simich-Pene)執導,講述的是兩姐妹提蒂(Titty)和巴什(Bash)驅車前去營救巴什身陷險境的孩子。我們不知道最終結局如何,但能夠感受到她們的決心。《瓦魯》採用了頗有新意的結構,並以含蓄、精巧的手法處理敏感題材,整部影片沉著大氣,毫不妥協,令人難忘。

 
聆聽

令音樂家和觀眾著迷的豐富音色和質感

陳銀淑於1961年出生於韓國首爾,於1985年搬到漢堡,師從匈牙利重量級作曲家哲爾吉·利蓋蒂(György Ligeti),後來又於1988年搬到柏林,並在那裡定居至今。她的音樂作品充滿活力又背離傳統。去年10月,紐約愛樂樂團(New York Philharmonic)授予她當代音樂界的最高獎項之一瑪麗-若塞·克拉維斯新音樂獎(Marie-Josée Kravis Prize for New Music,20萬美元獎金外加為樂團作曲的機會)。陳銀淑最為人所知的作品或許是精緻而古怪的《愛麗絲漫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這部作品於2007年在慕尼黑歌劇節(Munich Opera Festival)首演。黃哲倫根據歌劇的需要對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的語言進行了改編,而陳銀淑的配樂則融合了各種風格,令人驚艷。她的協奏曲(演奏樂器包括單簧管、小提琴、鋼琴、大提琴和—一種美妙動聽的中式複調口琴)也採用了類似手法,而且以演奏難度高而出名;演奏她的獨奏曲所需要的精湛技巧幾乎與交響樂等同。“我會被高超的技巧吸引。”陳銀淑說道,“演奏者嘗試超越自己的邊界——我喜歡這樣。我作為作曲家總是會遇到這種情況:雖然不知道是否能成功,但仍要拓展可能性的極限—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就真的成功了。我對獨奏者的要求是一樣的。”芬蘭單簧管演奏家卡里·克里庫(Kari Kriikku,陳銀淑曾為他創作過一首協奏曲)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溫情地回憶起陳銀淑在世界首演後給他的反饋:“你的演奏聽起來更像是鳥鳴了。”

 

 

插畫由奧德麗·海倫·韋伯(Audrey Helen Weber)創作  

‘Courage calls to courage everywhere, and its voice cannot be denied.’

Millicent Fawce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