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

文化帳冊

“繆思啊,在我的心中歌唱,藉我的口講述/那人的故事,他百戰百善/流浪四方,連年飽受苦難。”荷馬說得很對:要巧妙而優雅地講好一個故事(荷馬所講的是希臘英雄奧德修斯曲折的經歷),藝術家必須既能承載靈感,又能發出聲音。如今,“繆思”一詞隨處可見,但已經與古時候的含義相距甚遠:古希臘人將繆思視為擁有獨立意識、神力強大的神靈,並會在適當時候召喚並歌頌她們。現在,“繆思”不再表示九位各自掌管不同領域的女神,而是經常用於代指某位著名時裝設計師或顯赫音樂人的凡人夥伴。既然神明感召在現代社會受到冷落,我們可以如何重新構想“繆思”的含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然要將繆思拉下神壇,在廣闊的凡間尋找其蹤影,因為我們如今理解的藝術靈感概念存在於不同藝術家、不同領域以及巨大的文化和地理鴻溝之間。現代藝術不是從單一的神明那裡獲得靈感,而是會借鑒各種各樣的關係。這些關係有時相當複雜,甚至頗有爭議——有些人認為是彼此借鑒的行為在其他人看來可能就是侵犯知識產權或背叛善意。或許我們可以讓“繆思”的概念走向大眾,服務於那些本身未必是藝術家、但從創作者和啟迪者的作品中獲得拯救並汲取能量的人。戴維·里夫(David Rieff)的著作《弗洛伊德:道德家的心靈》(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st)是否實際出自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之手?自然界中的場地和形狀如何為建築師和規劃者提供指引?法國印象派畫家如何精美重現日本浮世繪木版畫的主題元素?我們在思考這些問題時,不妨借用“繆思”的概念解放自我,想象這個世界上或許還存有一點無法解釋的魔法,同時對他人心懷謙卑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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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開放包容、成果豐碩的全球手工藝市場

本土文化不斷受到全球資本主義同質化作用的威脅,這一現象導致競爭加劇,手工藝貶值,傳統知識難以世代傳承。聖達菲(Santa Fe)的 國際民間藝術市場(International Folk Art Market)旨在抵制這種潮流,展示世界各地民間藝術家精美細緻的作品,並為其找到更多買家。參展藝術家能夠獲得充分的支持和鼓勵,從而提升自身創造財富的可能。2000多名擁有奉獻精神的志願者在全年為發展中國家的手工藝人提供指導,而每年7月的市場展銷會(下一屆的舉辦時間是2020年7月10日至12日)則是他們展示成果的機會,每年有60個國家的150名藝術家獲選參會。這150人的背後是更為龐大的群體,據國際民間藝術市場估計,參展藝術家可以幫助約26000名藝術家團體成員以及25000名家庭和社區成員過上更有經濟保障的生活。每年至少有20000人光顧國際民間藝術市場,所購商品價值高達300萬美元。這些資金和相關捐款會用於在藝術家的祖國修建橋樑、水井和學校。手工藝行業是發展中國家的第二大產業,國際民間藝術市場證明手工藝人能夠強有力地推動社會變革,並表明即便是微小的舉動也能支持這些藝人繼續以藝術創作謀生。2019年,國際民間藝術市場為來自古巴梅利亞(Mella)的藝術家團體“巴亞特小組”(El Grupo Bayte)頒獎,該團體的成員包括一名烘焙師、一名警察、一名會計和一名漁民,他們全都擅長以鮮艷的色彩描繪鄉村生活。另一位獲獎者是來自海地克魯瓦德布凱(Croix-des-Bouquets)的塞爾日·若利莫(Serge Jolimeau),他的傳統金屬雕塑作品大多採用鋼桶製作而成,極為精細,猶如花邊織物一般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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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覽

藝術家與遊客共享壯美肯尼亞

約亨·蔡茨(Jochen Zeits)是PUMA公司前CEO,並與理查德·佈蘭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共同創立了非營利商業和發展組織“B小組”(The B Team)。蔡茨一向支持當代藝術和自然保護工作,收藏了非洲和其他地區非洲裔藝術家的大量作品,這些豐富多樣的藝術品長期外借給開普敦的蔡茨非洲當代藝術博物館(Zeitz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Africa)進行展覽。目前,這家博物館正在肯尼亞的萊基皮亞高原(Laikipia Plateau)開展駐地藝術家計劃 (MOCAA Artist in Residence Programme),邀請藝術家住在當地進行藝術創作,這項計劃恰好與蔡茨本人熱衷的兩項事業有關。駐地的地點位於塞盖拉(Segera),是非洲景色最優美的野生動物觀賞地之一,東臨肯尼亞山(Mount Kenya),西鄰大裂谷(Great Rfit Valley),當地有稀树草原、瀑布和植物園,能夠為藝術家提供許多靈感。圍繞身份認同、地理、歷史、非洲大陸敘事等主題進行創作的藝術家不僅可以觀察周圍的壯麗景色,還可以深入當地,與野生動物科學家交流,並能通過許多正式安排和自我探索的活動,與當地不同社區和文化互動。造訪塞蓋拉的其他客人則可以在用餐、參觀工作室、藝術家講座和野外散步等活動中與漢克·威利斯·托馬斯(Hank Willis Thomas)、彼得森·坎瓦西(Peterson Kamwathi)等藝術家見面。坎瓦西是塞蓋拉的第一位駐地藝術家,他在2015年時說,這是他能“在自己國家境內”參加的第一個獎助項目。

 
電影

跨越500年的創意交流

《阿涅斯論瓦爾達》(Varda by Agnès,2019年)是法國導演阿涅斯·瓦爾達(Agnès Varda)對自己畢生作品的精彩回顧,包含《楊科叔叔》(Uncle Yanko)、《臉龐,村莊》(Visages Villages)等20部作品的場景和片段。瓦爾達在3月份以90歲高齡辭世,直至生命最後一刻都保持著充沛的精力。她最後這部電影猶如一堂為聚集在法國歌劇院內的熱情影迷開設的大師課。瓦爾達穿著絳紅色襯衣,留著標誌性的西瓜頭,髮梢染成洋紅色,頭頂則有幾英吋銀髮。她抬頭望著屋簷,小心翼翼地說:“那上面或許有天堂的孩子。”她的話為這部溫馨、迷人甚至有點魔力的影片奠定了基調。影片在剛開場時像是精心製作的電影作品回顧,但很快就迸發出更加狂野有趣的火花。瓦爾達的職業生涯始於法國新浪潮經典之作《五至七時的克萊奧》(Cléo from 5 to 7,1962年),後來她又拍攝了一些豐富多樣但知名度較低的電影。1985年的《天涯淪落女》(Vagabond)是這些後續作品中的翹楚。這部影片採用了喬安娜·布魯茲多維奇(Joanna Bruzdowicz)的音樂,片中的13個密切跟拍鏡頭劍走偏鋒,令人難忘。《阿涅斯論瓦爾達》透過幕後花絮剖析了這些鏡頭。原來,瓦爾達在跟拍桑德里娜·博奈爾(Sandrine Bonnaire)踽踽獨行的場景時,選擇將鏡頭從右往左移動,打破了觀眾固有的方向感。她說:“這種拍攝方式對觀眾是一種衝擊,因為這和西方人的閱讀方向相反。”瓦爾達告訴觀眾:“我講述了一個憤怒的女孩……一個孤獨而憤怒的人的故事。當時的男人流行四處旅行,而我發現也有女人在做背包客,於是就想拍攝一部關於自由和骯髒的電影。”博奈爾此前出演過莫里斯·皮亞拉(Maurice Pialat)的《關於我們的愛情》(To Our Loves),被瓦爾達選中時只有17歲。在《阿涅斯論瓦爾達》中,瓦爾達和已經年過半百的博奈爾坐在下雨的田野上,各自撑着雨伞,還在腿上蓋了同一條黃色的被子。瓦爾達說:“桑德里娜出現在我眼前,讓我相當驚喜。”博奈爾回憶說,她拍第一場戲時,瓦爾達沒有向她解釋背景。博奈爾學會了如何生火、搭帳篷、修靴子和剪葡萄藤,當時她並不完全明白這種吃苦訓練的目的。“我記得有一次我挖開了一整片園地,手上都起水泡了。當時我說:‘是你想要的真正的水泡呢!’”瓦爾達還再次回到了那片為《阿涅斯的海灘》(The Beaches of Agnès,2008年)提供靈感的海灘,那部電影以溫柔的手法探討了人在衰老過程中有何收穫。如今,海灘上滿是横翻筋斗、模仿鳥叫的孩子,瓦爾達穩坐在導演椅上,欣賞著這幅歡樂的場景。瓦爾達在拍攝喜劇《101夜》(One Hundred and One Nights,1995年)時,選中羅伯特·德尼羅(Robert De Niro)與凱瑟琳·德納芙(Catherine Deneuve)演對手戲。德尼羅給瓦爾達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為他會根據發音背誦法語台詞,在片場拍戲的唯一一天是早上4點起床,而且還願意跳進池塘。那部電影本身票房很低,但瓦爾達坦然承認失敗,這種對待自身失誤的態度值得讚賞。《阿涅斯論瓦爾達》是導演對自我的挖掘,但並非孤芳自賞,而是始終與小我之外的廣闊世界相連。瓦爾達對觀眾說:“我對他人更有興趣。”《阿涅斯論瓦爾達》洋溢著生活的樂趣,瓦爾達以話多著稱,而她的最後這部電影也讓她有機會為自己的一生總結陳詞。她向我們展示了什麼才是做自己獨一無二的“繆思”。

 
關注

《遺失河上:新地下室錄音》:胸有成竹的重新演繹

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正在舉辦 “來自東方的靈感:伊斯蘭世界如何影響西方藝術”展覽(Inspired by the East: How the Islamic world influenced Western art)。這場內容豐富的展覽由大英博物館與馬來西亞伊斯蘭藝術博物館(Islamic Arts Museum Malaysia)共同策劃,將持續至2020年1月26日。展覽介紹了500年的藝術交流史,最後展示了中東和北非的4位當代女性藝術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土耳其視頻製作人因吉·埃維內爾(Inci Eviner)和摩洛哥畫家兼攝影師拉拉·埃萨伊迪(Lalla Essaydi)。埃薩伊迪的三聯作品《摩洛哥的女人》(Les Femmes du Maroc)受到歐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的畫作《阿爾及利亞女人》(Femmes d’Algiers,以華美的筆觸描繪豐富的色彩和裸露的肉體)啟發,顛覆了陳腐的19世紀東方主義後宮畫題材。埃薩伊迪的版本為單色作品,色調較暗,其中的女性穿戴整齊,紙面上還寫有阿拉伯文。埃薩伊迪藉此重新奪回了對本民族進行藝術表現的權利,這種巧妙的回擊具有獨立存在的屬性——即使不知道埃薩伊迪是在回應德拉克洛瓦,也能感受到這份藝術宣言的力度。這樣的展覽難免會與美籍巴勒斯特裔學者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yid)極具影響力的著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1978年)產生關聯。賽義德在書中批評了西方對東方的描繪方式,但側重於文學和政治領域;大英博物館展覽的策展人則著眼於不同圖像內部和之間的對應關係,力求消除錯誤的描繪方式,但同時也關注這種交流過程中互利互惠、彼此尊重的方面。外交活動、休閒旅行甚至武裝衝突等各種因素都能推動此類交流。“來自東方的靈感”展覽不僅局限於畫作,還展示了裝飾藝術、室內設計、玻璃和陶瓷製品、服裝和織物、珠寶以及攝影作品,這表明上述交流過程涵蓋多個類別,而且蘊含豐富的創造力。例如,英國設計師威廉·德摩根(William De Morgan)創作的瓷磚花草圖案可以精確地追溯至17世紀的伊茲尼克(Iznik)瓷盤。這場展覽的展品既有早期西方朝聖者在聖地製作的陳設,又有19世紀西方藝術家仿照土耳其和伊朗陶瓷製品創作的物件,如此豐富多彩的展覽值得多次參觀。

 
聆聽

《遺失河上:新地下室錄音》:胸有成竹的重新演繹

到1966年時,鮑勃·迪倫(Bob Dylan)已經發佈過3張品質極高的音樂專輯;此前他的電子樂作品曾在紐波特民謠音樂節(New Port Festival)上掀起軒然大波,獲得兩極分化的評價;他的演出足跡已經遍佈美國和歐洲各地。那年的7月,迪倫因摩托車事故而險些喪生,後來在紐約州西索格蒂斯(West Saugerties)的一座房屋內療養數月。他與朋友里克·丹科(Rick Danko)、萊翁·赫爾姆(Levon Helm)、加思·哈德遜(Garth Hudston)、理查德·曼紐爾(Richard Manuel)和羅比·羅伯森(Robbie Robertson)在那座房屋的地下室內錄製了一系列歌曲,其中包含傳統翻唱歌曲、詼諧小調、即興作品和十幾首精心創作的歌曲,包括《我將被釋放》(I Shall Be Released)和《強者奎因》(The Mighty Quinn)。有關這批作品的傳聞催生了音樂產業的新領域:私錄唱片。樂迷通過零散的拼湊,搜集到了這些歌曲。1975年,哥倫比亞唱片公司(Columbia Records)最終發佈了其中16首的合輯,即《地下室錄音》(The Basement Tapes)。2014年,一群音樂人根據1966年那批歌曲中新近公佈的一些歌詞,展開了一場合作。他們為迪倫的歌詞譜了新曲,在他的支持下製作了《遺失河上:新地下室錄音》 (Lost on the River: The New Basement Tapes)。《遺失河上》由迪倫的長期合作夥伴“丁骨”伯内特(T Bone Burnett)擔當製作人,初次聆聽便會沉浸其中。多位著名音樂人為這張專輯倾情献声,包括埃爾維斯·科斯特洛(Elvis Costello)、卡羅萊納點滴巧克力樂隊(Carolina Chocolate Drops)的里安农·吉登斯(Rhiannon Giddens)、道斯樂隊(Dawes)的泰勒·戈德史密斯(Taylor Goldsmith)、晨間夾克樂隊(My Morning Jacket)的吉姆·詹姆斯(Jim James)和芒福德家族樂隊(Mumford & Sons)的馬庫斯·芒福德(Marcus Mumford)。伯內特說:“[我們在錄製專輯的]兩個星期內合作得好極了,大家在錄音棚裡永遠都表現得非常大度,彼此鼓勵支持。這與鮑勃最初將歌詞交給我們時表現出來的充分信任和慷慨精神一脈相承。”在這張專輯中,吉登斯的《西班牙瑪麗》(Spanish Mary)和詹姆斯的《在底下》(Down on the Bottom)都很值得一聽。

 
閱讀

親密關係與藝術之間的微妙界限

後人之所以會記住詩人羅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不僅是因為他活力四射的詩作,也是因為他錯綜複雜的私人生活——他患有躁鬱症,一直處於感情糾葛當中。吸引他的女人大多在才智方面與他不相上下:瓊·斯塔福德(Jean Stafford)、伊麗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伊麗莎白·畢曉普(Elizabeth Bishop)和卡羅琳·布莱克伍德夫人(Lady Caroline Blackwood)。1985年,哈德威克在接受《巴黎評論》採訪時提出一個大膽的觀點:“卡爾[Cal,洛厄爾從上寄宿學校起便擁有的綽號]喜歡女作家,我認為他從來沒有對不是作家的女人真正感興趣過,這種愛好的確有些古怪……女作家往往不會甘願做被動接受的一方,或是充當賢妻良母,不會說出‘噢,親愛的,那很不錯啊’這種話。”他們兩人23年的婚姻猶如暴風雨般激蕩曲折,洛厄爾因為精神狀況而入院治療約20次,並伴有相關的行为失调現象。最終,洛厄爾離開哈德威克,選擇了布萊克伍德。隨後,他將哈德威克在兩人離婚後寄給他的信件挪为己用,在詩集《海豚》(The Dolphin,1973年)中加入了哈德威克信中的語句和素材,還憑藉這部作品獲得了普利策獎(Pulitzer Prize)。盜用哈德威克信件的決定導致洛厄爾的處境更加艱難,他與兩位忠誠密友伊麗莎白·畢曉普和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因為此事而關係緊張。洛厄爾將他打算加入《海豚》的詩句發給畢曉普,畢曉普回覆說,洛厄爾盜用哈德威克素材的行為有些過分。“人可以用自己的生活作素材,現實當中大家就是這樣做的。但關於這些信,你這不是在背叛別人對你的信任嗎?”她問道,“如果你獲得了對方的許可,或者不作任何改動……那或許還可以。但為了藝術不值得這樣。”洛厄爾被她說服,果真作了一些改動,以便保護哈德威克。奇怪的是,《海豚》中有些段落註明是哈德威克所寫,但實際完全由洛厄爾自己杜撰。他在這些段落中沒有引用哈德威克寫給他的信,而是想象對方對他說:“你不能像拿行李箱一樣拿走自己的才華。/被你的生活拒之門外的愛,你別想把它寄回來;/你真的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嗎?”《書信傳情》(Words in Air,2008年)收錄了洛厄爾和畢曉普之間的往來信件,這些信件與《海豚》中的那些語句迥然不同,但同樣令人著迷。其中不乏詼諧幽默之處,並展示了兩人豐富的學識和深沉的愛意——畢曉普和洛厄爾之間基本是柏拉圖式的愛情,同時他們對瑪麗安娜·穆爾(Marianne Moore)、約翰·貝里曼(John Berryman)等同時代的人物以及傑勒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埃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等逝去的文學巨匠一直懷有近乎精神層面的愛意。



插畫由奧德麗·海倫·韋伯(Audrey Helen Weber)創作

‘To me the Muses truly gave / An envied and a happy lot… ’

Sapp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