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帳冊

2018年3月

聰慧女性付出的畢生努力因不平等這一社會頑疾而遭到貶抑,她們對此忍無可忍也情有可原。英國廣播公司最優秀的記者之一凱瑞(Carrie Gracie)得知兩名與她做類似工作的男同事賺的錢比她多得多,這讓她忍無可忍。2018年初,她遞交辭呈,在公開信中指責英國廣播公司的薪酬結構“不夠透明、違反法律”。僅僅數週後,這家廣播公司便宣佈,其最高級別的男性員工將自動減薪,以示對女同事的聲援。雖然這類鬥爭中有些僅具有象徵意義,但這些問題是極為普遍的。去年,一項對澳洲企業的調查顯示,在公司管理者當中,叫約翰、戴維或彼得的男性比叫任何名字的女性CEO都多。在這方面的進步似乎已經停滯之際,我們將目光投向為正義而戰、振奮人心的女性:倡導發展教育事業並獲得諾貝爾獎的巴基斯坦人馬拉拉·尤薩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或是中國活動人士兼電影人王男栿。我們還會關注那些鮮為人知的人物所做的開創性工作,例如超現實主義藝術家梅雷·奧本海姆(Meret Oppenheim)和紀錄片導演阿拉尼斯·歐泊薩文(Alanis Obomsawin)。愛麗絲·沃克(Alice Walker)說:“人們放棄力量最常見的方式是認為自己沒有任何力量。”因此,我們不要忘記我們中間所蘊含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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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

歷久彌新、融合詼諧與挑釁的藝術遺產

“並非我去尋找超現實主義者,”梅雷·奧本海姆(1913-1985)說,“而是他們找到了我。”1932年,她在大茅舍藝術學院(Académie de la Grande Chaumière)學習期間愛上了畢加索、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和曼·雷(Man Ray,奧本海姆曾為他做過裸模),並很快就開始創作各種迷人的作品,如《一對》(Das Paar,一雙在腳趾處相互連接的靴子),以及與艾爾莎·斯基亞帕雷利(Elsa Schiaparelli)合作創作的有骨狀突起物、金色爪子甚至是血管的手套──安德烈·布雷東(André Breton)《超現實主義宣言》(Surrealist Manifesto)中寫道,超現實主義“為你的手戴上手套”。奧本海姆生於柏林,繼承了祖上精緻細膩、異想天開的手法:她的外祖母是著名童書插畫家,其畫作中有微笑的擬人樹木。除此之外,超現實主義者還接受潛意識的概念和榮格心理學的影響(奧本海姆精通這一領域)。因此,奧本海姆為超現實主義運動賦予詼諧和獨立的色彩,令人聯想起達達主義的奇想風格,也就不足為奇了。芬蘭埃斯波現代藝術博物館(Espoo Museum of Modern Art)正在舉行奧本海姆作品回顧展,展覽將持續至8月12日。作為補充,展覽還展示了這位藝術家的照片和肖像,以及曼·雷、丹尼爾·施珀里(Daniel Spoerri)等與她同時代者的部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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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

重新聆聽扣動心弦的哀怨之聲

人們提到貝蒂·戴維斯(Betty Davis,以前姓馬布里Mabry)時,經常是在談到與她成為朋友、約會交往和/或結為夫妻的著名音樂家時順便提及她,這些音樂家包括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斯萊·斯通(Sly Stone)、休·馬塞凱拉(Hugh Masekela)和邁爾斯·戴維斯(Miles Davis)。但她本人也才華橫溢,並擁有屬於自己的聲音:節奏強烈、性感嫵媚的節奏藍調配上力量強勁的歌喉,她時而沙啞低語,時而高聲咆哮。雖然戴维斯早期發佈過兩張前景頗佳的錄音室專輯,但她於1975年在一家主要唱片公司支持下發佈的第三張專輯《難搞的女孩》(Nasty Gal)並未取得商業上的成功。世人還沒有準備好接受戴維斯充滿律動的性感风格。“戴維斯小姐想告訴我們一些真實而基本的東西,這些東西關乎我們非理性的需求。”《紐約時報》在這張專輯發行一年前寫道,“西方文明最看重一致性和理性,很少在貝茜(Bessie Smith)或貝蒂這類人還在世時給予她們認可。”戴維斯是一名開拓者,她預見到一批女性藝術家的崛起,並以許多方式影響了她們,這些人包括與她同時代的格蕾絲·瓊斯(Grace Jones)、艾麗卡·巴杜(Erykah Badu)SATE(Saidah Baba Talibah)。最近,閣樓之光公司(Light in the Attic)重新發行了《難搞的女孩》,這張專輯中撩人的歌曲讓當代聽眾著迷不已。由吉爾·埃文斯(Gil Evans)編曲的《你和我》(You and I)是一首講述失去的愛的情歌,由戴維斯和前夫邁爾斯合寫。邁爾斯的小號獨奏非常動聽,戴維斯的哭喊聲哀怨動人。王子(Prince)在談及戴維斯的音樂時說:“這正是我們所追求的東西。”

 

 

 
發現

關於女性的衰老:暴風雨般的情緒和狂野的森林之血

詩人、短篇小說家兼散文家瑪麗·魯夫爾(Mary Fuefle)善於用文筆表現生活中的某些過渡階段,這些階段讓你感覺很不自在,納悶過去熟悉的生活為何不復存在。她在2015年《格蘭塔》(Granta)刊登的優美散文《暫停》(Pause)中探討了更年期期間內在和外在自我不可避免的協調統一。魯夫爾在文章開頭便以相當悔恨的口吻談論衰老,寫到了更年期帶來的激烈情緒,這些情緒類似於青春期時的感覺,但沒有父母或看管學生的老師指導你走出這段時期。正如魯夫爾所強調的那樣,雖然我們往往將這種人生成長經歷視為一起事件,但它更像是一種不可預測的展開。“你可能決定投身一項瘋狂而無可救藥的事業。你可能決定走路去加拿大,或者認為是時候開始收集老舊青花瓷器了──收集3000件就會讓你破產。你突然覺得,只要賣掉你祖母的金錶,或喝下與你體重相當的蘋果醋,你所有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某種狂野的森林之血在你的血管中流淌。”最終,這股狂野的森林之血會洗刷掉你一生的自覺意識。“如果你還年輕,現在在讀這篇文章,那麼你或許會明白任何一個60、70、80或90歲的女人眼中閃爍的光芒:她們不能把你當回事(抱歉咯),因為你在她們眼中只是個小姑娘,儘管你有孩子、鞋子、性愛和所有的一切。你只是個玩過家家的小姑娘。”

 

 

 
電影

揭露曠日持久的不公正現象

阿拉尼斯·歐泊薩文《我們不能兩次犯同樣的錯誤》(We Can’t Make the Same Mistake Twice,2016年)講述了加拿大第一民族活動人士辛迪·布萊克斯托克(Cindy Blackstock)的故事,布萊克斯托克起訴加拿大聯邦政府剝奪原住民兒童享受關鍵社會服務的權利。這部紀錄片耗時6年拍攝而成。歐珀薩文的下一部電影《我們的人民會被治愈》(Our People Will Be Healed,2017年)是她的第50部作品,影片發行時恰逢歐珀薩文85歲生日。這部電影的基調稍微歡快一些,介紹了馬尼托巴省(Manitoba)北部一所優秀的學校,這所學校的課程豐富而具有原創性,注重弘揚原住民學生所繼承的傳統。挪威豪斯(Norway House)的海倫·貝蒂·奧斯本·伊尼紐教育資源中心(Helen Betty Osborne Ininiw Education Resource Centre)不僅提供標準的數學和理科課程,還開設克里語(Cree)和傳統弦樂課程。“孩子們在那裡就像是國王。”歐珀薩文對《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說道。電影在結尾處展示了太陽舞,很少有人看到過這種祈禱儀式,由於1951年之前政府推行壓制政策,這種舞蹈幾乎絕跡。歐珀薩文鏡頭下的人物相信她會以有尊嚴、敏感和同情的態度描繪他們的體驗。作為在新罕布什爾州出生、在魁北克長大的阿布納基人(Abenaki),歐珀薩文對於這些人物背負的歷史包袱有切身體會,從她身上我們也能看到這些人物應當取得的成功。

 

 

 
閱讀

一位藝術家對於環境危機的呼籲

《塞西莉亞·比庫尼亞:即將發生》(Cecilia Vicuña: About to Happen)最初是一場著重揭露阿空加瓜河(Aconcagua River)河口環境退化問題的展覽,由新奧爾良的當代藝術中心(Contemporary Arts Center)於2017年3月舉辦。隨後,西格里歐出版社(Siglio Press)在這場展覽的基礎上出版了一部全彩專題著作。比庫尼亞是智利詩人兼多領域藝術家,她的作品受到祖國山川風景和民間故事的影響。她的雕塑由拾來的材料組成,這些材料與類似於奇普(quipu)的打結織物相互交織。奇普是一種古老的記事工具,採用十進制系統,用合股繩上的繩結表示數字或重要事件。比庫尼亞的作品包含了衰敗、孤獨和流放元素,探討了全球變暖造成的劇變。《水之歌》(Cantos del Agua)是一件“編織聲音的即興作品”,藝術家以此對智利供水私有化現象作出回應。《即將發生》收錄了評論人士露西·利帕德(Lucy Lippard)的一篇文章,其中指出,比庫尼亞的環保行動主義和對流離失所問題的關注源自她複雜的血統背景。比庫尼亞的作品在理念上頗具野心,在手法上極為精湛,反映了藝術家本人堅持關注造成世界各地社群產生和分裂的力量。

 

 

 
建築

兼具慈悲、優雅和實用的設計

泰國建築師兼社區活動人士巴達瑪·倫拉格威(Patama Roonrakwit)的設計作品雄心勃勃、充滿智慧,致力於改善泰國最貧窮人口的生活條件。她在曼谷的貧民窟建造住房,並為因2004年海嘯而流離失所的居民建造臨時住所。她以優雅而有智慧的方式運用光線和角度,她設計的輕型斜屋頂尤其體現了這一點。“如果能以敏感的態度改造貧民窟,便能滿足每個人的需要。”去年,她對一名記者如此說道,“在曼谷市中心的一個項目中,我們必須幫助78個家庭翻修住所。所以我問他們對新的空間有什麼期望。有一個人擔心為和尚提供食物的問題,還有一個人擔心他的烤雞攤位和顧客。”在曼谷東部的民布里市場(Min Buri Market),曾經事實上作為垃圾傾倒場的空間變成了遊戲場。此後,倫拉格威與當地社區合作,建造了一座公共圖書館。她根據實際情況調整工作方法,既提供服務,又允許客戶“充當自己的催化劑”。“錢的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她說,“但如果你什麼都不做,就什麼也不會發生。而且我還會收到實物報酬,吃上最好吃的海鮮,因為我的大多數客戶是漁民。”

 

 

 
收聽

幾篇值得品讀的作品和一段珍貴的採訪

《巴黎評論》播客第七期題為“傾聽的森林”(The Listening Forest)。在這一期中,英國演員格莉妮絲·貝爾(Glynis Bell)首先用令人難以忘懷的聲音朗讀了丹妮絲·萊弗多夫(Denise Levertov)1981年的詩作《斧之聲》(Sound of the Axe):“從前有個女人走進樹林。/鳥兒靜默。為什麼?她說。”然後是喬治·普林頓(George Plimpton)與尤多拉·韋爾蒂(Eudora Welty)的對話,採訪人兼敘述人普林頓完美地體現了什麼是親和力:“套用南方人的說法,我們在尤多拉·韋爾蒂家中的客廳拜訪了她。”很難說他們兩個人中誰的口音更迷人,是普林頓圓潤渾厚到離譜的語調還是韋爾蒂又甜又黏、拉長調子的腔調。韋爾蒂告訴普林頓,她不得不在花園裡立起一塊牌子,勸阻上門要簽名的人。密西西比人得知他們這裡住了一位本地的國寶級作家十分激動,因此總是有人來敲門,手裡拿著送給韋爾蒂的果醬和希望她在上面簽名的書。“有一段時間,我聽說我被列在了商會的奇人異事榜單上。”然後,韋爾蒂簡短而尖銳地評論了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在這一期的結尾,奧特薩·莫什費格(Ottessa Moshfegh)朗讀了自己的短篇小說《黑暗蜿蜒的路》(A Dark and Winding Road),這個關於卑鄙慾望的故事帶有莫什費格典型的風格,讀起來令人惴惴不安。

 

 

 
詩歌

高產詩人、教育倡導者兼多面女性主義先驅

日本詩人與謝野晶子(1878-1942)出生於堺市,她的父親在那裡經營糖果店。與謝野晶子年輕時便開始向著名文學雜誌《明星》投遞自己的詩作,並愛上了這份雜誌的編輯與謝野寬(即與謝野鐵幹)。1901年,鐵幹與第一任妻子離婚,娶了晶子。兩人結婚後,晶子育有13個子女,並出版了20多部詩歌作品。晶子的詩歌帶有一種恬靜的坦誠,這種風格與白石嘉壽子、伊藤比呂美等更近一些的日本女詩人類似。晶子以令人感傷的手法描寫了無法永駐的美之光芒。“她二十歲時的頭髮/又黑又長地流著/透過她的梳齒/啊,美麗的春天/華麗的春天!/我的皮膚如此柔軟/剛剛洗過澡/看到皮膚被這個平凡世界的織物覆蓋/我內心痛苦。”她還在文字作品以外熱切地表達女性主義思想。她經常談到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意義,並於1923年建立了一所女性學院──文化學院。

 

 

插畫由Jeffrey Cheung創作

‘Any great change must expect opposition, because it shakes the very foundation of privilege.’

Lucretia Mo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