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帳冊

2018年1月

《奧德賽》中,荷馬首先將主人公稱為polytropos,這個詞往往被譯為“迂迴曲折的[人]”。埃米莉·威爾遜(Emily Wilson)在她質量上乘的新譯本中將這個綽號譯作“複雜的”,並在接受《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採訪時解釋了原文中這個詞豐富的隱含意義。她說,這個詞可能表示奧德賽“無法按照最理想的路線直線前進,因為他受到眾神和怪物的擺佈;也可能表示,他是一個不值得信賴的人,通過讓事情變得對自己有利,擺脫任何狀況。或許他才是那個带来变化的人”。換言之,他並非完全在命運的局限中掙扎。凶險的海妖斯庫拉(Scylla)當然會喜歡第一類解釋中那種脆弱英雄的設定,迷惑人心的塞壬女妖(Sirens)亦是如此:當珀涅羅珀(Penelope)編織並拆散掛毯,試圖將丈夫拉回家時,塞壬女妖唱道:“肥沃大地上發生的一切,我們無所不知!”同時,不屬於藝術作品人物的我們有時也會對自己的“掛毯”感到疑惑和擔憂,這些“掛毯”正是由命運女神丈量、編織和剪斷。我們會活多久?我們的生活會有多好?擁有純粹希臘式思維的尼采建議我們,不要為大局煩惱,而是應屈從於當下,在接受各自命運的過程中覓得坦然心境。“人不應希望任何事物有所不同,”他寫道,人不應“僅僅承受必須承受之事……而是要熱愛它”。下一次你似乎不走運的時候,不妨像尼采筆下的“超人”(Übermensch)一樣,盡情享受這段小插曲,然後想方設法走出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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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

來自古巴的聲音在世界各地迴響

“我開始唱歌是因為我降生在這個世界。”代梅·阿羅塞納(Daymé Arocena)如此說道。這位24歲的哈瓦那歌手才華橫溢,魅力讓人無法抗拒,她在倫敦、巴黎和美國都舉辦過演唱會,擁有一批熱忱的國際歌迷。當年,年僅14歲的她已經是大樂團洛斯普里莫斯(Los Primos)的主唱。不久她便贏得了溫頓·馬薩利斯(Wynton Marsalis)、簡·邦尼特(Jane Bunnett)等多位爵士巨星的讚譽和支持。她的音域很廣,曲風多變,汲取古巴多種文化元素,將靈魂樂、擬聲吟唱、廷巴(timba)、倫巴/古巴倫巴和爵士融為一體,加入了薩泰里阿教(Santería)、長古依音樂(changüí)和民謠,並借鑒了自己在音樂學院學習的古典標準曲目。她發佈過兩張專輯──《新時代》(Nueva Era)《古巴之聲》(Cubafonía)。這兩張專輯都很值得一聽,其中透露出的自信和動感令人著迷。無論是從單曲還是從全球巡演的角度而言,阿羅塞納都憑藉歌喉在音樂的道路上越走越寬,因此她利用各種新來源進行創作也就不足為奇了。“我們沒有原住民文化。”她解釋道,“我們沒有瑪雅或克丘亞(Quechua)這類原住民。古巴人來自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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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舞者與舞蹈:兩個角度看芭蕾

你怎樣才能到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表演?練習,練習,再練習。26歲的勞倫·洛維特Lauren Lovette是紐約城市芭蕾舞團(New York City Ballet)最年輕的首席舞者,她的容貌猶如音樂盒裡旋轉的芭蕾舞人偶。不過,不要被她童話般的長相迷惑,她其實有著顛覆性的遠大抱負。洛維特不僅跳舞,而且教課和編舞。她為紐約城市芭蕾舞團創作的第一部作品《致克拉拉》(For Clara)列入了該舞團2016年秋季匯演的節目單。今年5月,風格大膽的《不是我們的命運》(Not Our Fate)將在曼哈頓開演,配樂由邁克爾·尼曼(Michael Nyman)創作。“芭蕾舞者大部分時間是安靜的,習慣於作為顏料。如果要改變角色,成為用顏料作畫的人,就必須具備勇氣。”洛維特在談及舞者和編舞的身份時如此說道。“親愛的小洛維特,”她在給十幾歲時的自己寫的一封信中說,“不要把生活過成清單,做完一件事就劃掉一件事……讓生活自然而然地發生吧,盡你所能地努力生活。”《不是我們的命運》飽含激情和感染力,由兩名男舞者呈現充滿力量的雙人舞,表現了對古典芭蕾非同尋常的理解,令人耳目一新。

 

 

 
關注

體面的曝光:正視長達數世紀的不公

哥本哈根丹麥皇家圖書館(Royal Danish Library)正在舉辦“盲點”(Blind Spots)展覽,此次展覽的主題是艱苦但不為人知的工作,策展人收集了各種視覺素材,以紀念丹屬西印度群島轉賣美國100週年。如今,人們想到島嶼生活,便會想到搖曳的棕櫚葉、砂糖般的海灘以及手牽手的蜜月夫婦。但這類明信片式的簡單印象掩蓋了圣托馬斯(St. Thomas)、圣十字(St. Croix)和聖約翰(St. John)暴力而複雜的歷史,丹麥對這些島嶼的殖民統治持續了250多年。“盲點”展示了大量地圖、剪報、繪畫和家庭相冊,以及拉沃恩·貝勒(La Vaughn Belle)、讓內特·埃萊爾(Jeannette Ehlers)、南娜·德布瓦·布爾(Nanna Debois Buhl)等當代藝術家的作品,這些作品探索了殖民主義的情感遺留及其對政治自治和個人能動性的負面影響。1771年的《丹麥皇家美洲公報》(Royal Danish American Gazette)刊登了如下告示:“逃跑:伙食充足的克里奧爾黑人漁夫彼得(Peter)從瑪麗·阿萊塔·海利格(Mary Alletta Heyliger)家中逃跑,他曾為哈普斯夫人(Mrs. Harps)的財產。”標題“逃跑”既是對彼得的描述,又像是催促他逃離的命令。

 

 

 
發現

清晰而全面地審視人類處境

道德哲學家瑪麗·米奇利(Mary Midgely)生於1919年,在倫敦郊區格林福德(Greenford)長大,然後進入牛津大學薩默維爾學院(Sommerville College)學習古典學,她的同學包括艾麗斯·默多克(Iris Murdoch)、伊麗莎白·安斯科姆(Elizabeth Anscombe)和菲莉帕·富特(Philippa Foot)。在米奇利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誕生了這樣一批優秀的女哲學家並非偶然:“我認為,沒有一大群小夥子分散我們的注意力,這是我們的有利條件。當時似乎看不到未來,所以大家都不會考慮職業發展。”儘管起步順利,米奇利仍然默默無聞地耕耘了多年,直到59歲才出版了第一本書《獸與人》(Beast and Man)。然後,她又繼續創作了十幾本著作。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探討科學如何代替了宗教,她認為這對科學和宗教而言都不是好事。在她看來,僅用突觸和細胞解釋道德、身份、抱負和自由意志的想法過於簡單。“人類的生命猶如燈光昏暗的巨大水族箱,我們永遠無法從上面看到全部,只能透過水族箱周圍分佈不均的若干小窗管中窺豹。”她寫道。米奇利承認人類的局限,這與她基於常識而提出、倡導謙卑的根本思想相呼應。她指出,我們的史前祖先“得以生存,是因為他們發揚了某些品質,而這些品質其實正是科學的根基──心態開放、能力多樣、態度務實、願意學習。”

 

 

 
訪談

如何在寫作時做到隨性而為而又不失縝密構思

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1923-1985年)生於哈瓦那郊區,在意大利長大。他的父親是農學家,在利古里亞(Liguria)的山上種植牛油果和葡萄柚。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加入游擊隊的抵抗運動。他在戰爭期間的經歷為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通往蜘蛛巢的小徑》(The Path to the Nest of Spiders,1947年)提供了素材,但僅僅根據這部新現實主義作品,無論如何也預料不到他日後所嘗試的眾多形式和體裁。卡爾維諾不斷創新,其作品包括寓言、科幻、自傳和散文,所有作品都體現出極高的智慧和詼諧的態度。短篇小說集《宇宙連環畫》(Cosmicomics,1965年),長篇小說《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1972年)《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If on a Winter’s Night a Traveler,1979年)等,以及歷史三部曲《我們的祖先》(Our Ancestors)都是他最受讀者喜愛的作品。長篇小說《命運交叉的城堡》(The Castle of Crossed Destinies,1969年)名氣較小,作者在小說開頭對一套文藝復興塔羅牌作出了解讀。“每天早上我都告訴自己:‘今天一定要過得有成效。’接著,我就會碰到一些事情,讓我沒法寫作。”卡爾維諾對《巴黎評論》說道。“我總是要與官僚主義糾纏。最後,我終於能開始寫了,這個時候真正的問題就出現了。”卡爾維諾的直覺告訴他,簡潔自然的文字源於頭腦中的反復錘煉。“我可以試著即興創作,”他在與記者見面前寫道,“但我認為,只有提前準備,接受採訪時才會聽起來自然。”

 

 

 
電影

帶來奇異禮物的馬戲表演者

直到20世紀50年代,斯里蘭卡電影還在照搬寶萊塢,以針對僧加羅人重新設計的歌舞片段和愛情故事為主,製作粗劣。不過,萊斯特·詹姆斯·佩里斯(Lester James Peries)<1956年的劇情片《命運的路線》(Rekava)卻富有思想性和生命力,與之前那些華而不實、缺乏創意的作品大相徑庭。這部電影生動地描繪了農村生活的圖景,其中湧動著或真實或虛幻的魔法。踩高蹺的人米格爾(Miguel)帶著寵物猴子來到一個村莊賣藝,表演戲法。兩個盜賊想搶劫他的錢財,這時一名叫塞納(Sena)的小男孩出手阻止。為了報答他,米格爾給塞納看了手相。從手相上看,塞納的未來與現在一樣:他的命運是為村莊彌合創傷,帶來尊嚴。後來,一個叫阿努拉(Anula)的女孩失明,村裡的醫生束手無策,但塞納用手一碰,便奇跡般地讓阿努拉恢復了視力。村民稱讚塞納是英雄,而他放高利貸的父親卻想要用塞納的能力賺錢。塞納的能力被濫用,導致他喪失魔法,結果十分嚴重。《命運的路線》獲得了金棕櫚提名,在斯里蘭卡並未取得票房成功,但一直被視為經典。觀看本片時,不妨注意僧伽羅作曲家蘇尼爾·桑塔(Sunil Santha)創作的美妙配樂。

 

 

 
閱讀

在煩躁不安的泥沼中掙扎的人物

奧特薩·莫什費格(Ottessa Moshfegh)《想念另一個世界》(Homesick for Another World)收錄了14篇短篇小說,其中7篇曾在《巴黎評論》發表,這說明這位驚人的年輕作家被視為當代小說的一盞明燈,是屬於和代表她這一代人的作家。莫什費格的母親是克羅地亞人,父親是伊朗人,她本人生於波士頓。她的小說充滿了邋遢、放縱和幽默,文筆直截了當,並帶有一種諷刺的不敬。她筆下的人物一般都不知道自己何去何從。“艾琳和我一樣,出生在新英格蘭地區。”莫什費格在談及她2016年的長篇小說《艾琳》(Eileen)中的反英雄式主人公時如此說道,“雖然我的家庭和她的家庭完全不一樣,但我很熟悉她的個性和困擾。她受到存在失調問題的折磨,也就是說,你是美國人,那你就應該快樂。”評論家德懷特·加納(Dwight Garner)寫道,閱讀《想念另一個世界》“就像看一個滿嘴是血的人咧嘴而笑。”莫什費格筆下的人物別無選擇,只能笑著承受她所安排的情節。

 

 

 
遊覽

驚艷復活的日本遺跡

造訪日本南部福岡城的往往是對軍事史感興趣的遊客,這座堡壘由筑前藩藩主黑田長政建造,用於向德川家康致敬。德川幕府從1600年起統治日本,至1868年明治維新結束,此後福岡城便嚴重失修。某九州觀光網站上有極為簡潔明了的說明:“福岡城曾經是最偉大的城堡,如今卻只剩下斷壁殘垣和幾座塔樓。”藝術團體TeamLab將進駐這座宏偉的廢墟,運用一些互動式室外裝置藝術品重新賦予其生命,此次展覽將持續至1月28日。作品《花之動物:石墻上的共生生命》(Animals of Flowers, Symbiotic Lives in the Stone Wall)名副其實:動物輪廓和五彩鮮花被投射在8.5米高的石墻上。在作品《抗拒和共鳴的卵圓體與樹》(Resisting and Resonating Ovoids and Trees)中,福岡城周圍森林中的樹枝上放置了卵形物體,有人接近時便會發出聲音和色彩變幻的光線。古老的歷史就這樣重新獲得了生命力,變得纖巧而具有偶然性,黑田長政當年一定無法預料到這般景象。

 

 

插畫由Jeffrey Cheung創作

‘If you believe in fate, believe in it, at least, for your good.’

Ralph Waldo Emer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