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edger March 2019

2019年3月

文化帐册

世界各地的女性在2018年见证并推动了重大的变革。去年5月,爱尔兰人民在全民公决中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堕胎合法化的提案。 6月,沙特阿拉伯开始允许女性驾车。 10月,埃塞俄比亚议会一致选举萨赫勒-沃克·祖德(Sahle-Work Zewde)担任总统,同时该国还成为继卢旺达和塞舌尔之后第三个内阁成员中女性人数不少于男性的非洲国家。冰岛立法禁止雇主向男性发放比女性更高的薪酬,要求雇员人数超过25人的雇主出示政府发放的证明男女同酬的证书,否则即需缴纳罚款。 “我也是”(#MeToo)运动改变了世界各地的工作场所。各个领域的女性取得了众多成就,尤其是在男性主导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伊夫琳·特勒(Evelyn Teller)教授率领的科学家团队首次在实验室中培育出人类卵细胞;工程学博士生谭正初(音译)与团队合作,制作出3D打印的脑部和肺部结构。加拿大物理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Donna Strickland)是55年来第一位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女性,而美国化学工程师弗朗西丝·阿诺德(Frances Arnold)则与他人共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教授乔斯琳·贝尔·伯内尔爵士(Dame Jocelyn Bell Burnell,她过去的男上司曾因为她在脉冲星方面的发现而获得1974年诺贝尔奖)荣获基础物理学特别突破奖(Special Breakthrough Prize in Fundamental Physics),并在获奖后立即宣布将300万美元奖金用于为女性、弱势少数族群和难民设立物理学奖学金。当然,这一年并非一帆风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提议冻结为避孕和堕胎提供补贴的政府资金,这项所谓的“全球禁令”(global gag rule)将危及为受HIV影响的性工作者提供的80亿美元资金和降低少女怀孕率的方案。肯尼亚的立法者投票反对将议会三分之一席位给予女性。而且令人遗憾的是,性别暴力现象永远存在。为了坚持推动女性事业,我们每年都会庆祝3月8日国际妇女节,向成就斐然的杰出女性(下文介绍了其中几位)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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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一生拥有信念和勇气的活动人士

早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于2008年总统选举期间使用那句口号之前,多洛蕾丝·韦尔塔(Dolores Huerta)已经在对与她共事的活动人士和组织者说:“是的,我们能。”(Sí, se puede)现年88岁的韦尔塔是美国最重要的劳工活动人士之一,为奇卡诺(Chicano)民权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她于1930年生于新墨西哥州,在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Stockton)长大。多洛蕾丝在攻读教育学学位期间结婚,生下两个女儿。她在离婚后嫁给活动人士本图拉·韦尔塔(Ventura Huerta),两人育有五个子女,最终多洛蕾丝又与他离婚。 20世纪50年代,韦尔塔在学校教书期间,不忍看到班上来自农场家庭的孩子营养不良,于是决定为他们的父母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她认为这是帮助那些孩子的最佳方式。 1955年,韦尔塔与他人共同创立社区服务组织(Community Service Organization)斯托克顿分会,举办选民登记活动。一名同事将韦尔塔介绍给活动人士塞萨尔·查韦斯(Cesar Chavez),两人于1962年创立了全国农场工人协会(National Farm Workers Association),该协会后来更名为农场工人联合会(United Farm Workers' Union)。 1965年,韦尔塔组织了有5000名葡萄园工人参加的德拉诺(Delano)罢工,通过谈判为他们争取到了更加公平的合同。她还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全国鲜食葡萄抵制运动中发挥作用,促成了1970年工会合同的签署。韦尔塔在1999年之前一直担任农场工人联合会副主席,坚持倡导为农业工人提供更加安全的工作条件以及失业和医疗福利。 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她转而关注选举代表性问题,致力于推动更多拉丁美洲裔和女性担任公职。 2012年,奥巴马授予韦尔塔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2018年,她告诉《时代周刊》(Time),要消除种族主义、对女性和同性恋的仇视以及顽固偏见,就必须彻底改变教育体系。 “我们必须从学前教育就开始介绍有色人种的贡献……首先是美洲原住民,我们夺走了他们的土地……从来没有提供补偿,还有修建白宫的非洲奴隶……然后是耕种土地、铺设铁路的墨西哥移民,还有日本人、华人、印度人、拉丁美洲人,所有这些为我们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人……[我们需要]一块巨大的橡皮,擦掉美利坚合众国如今的无知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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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

深入原住民国度和文化的心灵之旅

阿纳姆地(Arnhem Land)是澳洲北领地东北角的荒原,面积近10万平方公里,包括雨林、峡谷、悬崖、河流、茂密的原始林地以及朝向阿拉弗拉海(Arafura Sea)的绝美海岸线。雍古族(Yolŋu)是东阿纳姆地的传统守护者,而利尔维旅游公司(Lirrwi Tourism)则是由雍古人经营的公司,专门在当地组织短途旅行,向游客介绍这片地区的地形和动植物,展示有1万年历史的丰富文化。这家公司的“盖武女性团” (Gay'wu Tour for Women)颇受欢迎,是专门面向女孩和成年女性的五日小规模旅行团(公司也可根据需要组织人数较多的大团)。这个旅行团得名于当地的草编网兜,这种传统网兜以露兜树叶编织而成,用于盛放食物和药物,在精神信仰中也是装载知识的工具。旅行团侧重于介绍土地的养育作用,邀请雍古族女性慷慨分享她们关于“树木、祖先、天空和宇宙”的知识。公司会根据四季变换安排具体活动,这些活动可能包括采集牡蛎和泥蟹作为食材以及寻找当地药用植物。团友还能了解雍古族的家族观念、哲学、占星术和艺术,并受邀参与雍古族女性的哭泣仪式“纳西”(Nathi)——对于非原住民女性而言,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旅行团与利尔维公司的其他团一样,鼓励团友不要携带手表和智能手机,以便体验山水、气候和昼夜交替所产生的更加柔和、流畅的自然韵律。如果您希望全面详细地了解澳洲各地由原住民提供的其他旅行团,最好参考马西娅·兰顿(Marcia Langton)去年出版的《欢迎来到原住民国度》(Welcome to Country)。

 
阅读

舞动、咆哮、振奋人心的诗歌

诗人、学者、评论家兼表演家罗莎蒙德·S·金(Rosamund S. King)的诗集《岩|盐|石》(ROCK | SALT | STONE)由晚舟图书(Nightboat Books)出版,其中第一首诗以全新方式扩写了《我的邦妮在海的那一边》(My Bonnie Lies over the Ocean),将加勒比非洲裔侨民和约鲁巴(Yoruba)神明埃舒(Eshu)、奥舒(Oshu )和奥贡(Ogun)融入其中:“我的力量属于奥贡/我的血液流入大海/两者在黑色的躯体内相遇/轻声说道:'你要为了自由而斗争'。”这篇作品在非洲、加勒比地区和美国之间穿梭,使用了不同种类的英文。金的这部诗集关注的是作为局外人、移民和女性酷儿人士的感受。散文诗、安纳西(Anansi)故事、咒语、约鲁巴传说、先祖记忆、沃洛夫(Wolof)词汇和加勒比方言在这部惊人的作品集中彼此碰撞。金对神话和历史的运用方式既诙谐又深刻。每首诗既是印刷品,又是渴望被人大声朗读的音乐片段。她选用的语言和主题提醒我们,充满活力的文学作品往往既激动人心又使人谦卑,而且可能引发政治变革。 “我们的领导人应当到剧院去看剧,”金在《巴黎评论》中写道,“他们应当去博物馆和诗歌朗诵会,听歌剧,看舞蹈表演——其中应该会有某些东西让他们感到不自在,甚至不安全。”

 
发现

探讨女权主义状况的私人作品

“情感应当回归。”伦敦实验电影人比阿特丽斯·吉布森(Beatrice Gibson)最近在接受《弗里兹》( Frieze)杂志采访时说道,“我喜欢拍电影,因为我喜欢去电影院,买点爆米花,边看边哭。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那种效果,所以我拍的东西质量很高。”吉布森在她最近拍摄的短片《我希望我死的时候声音很大》(2018年,I Hope I'm Loud When I'm Dead)和《不是姐妹的两姐妹》(2019年,Deux soeurs qui ne sont pas soeurs)中不仅实现了这个远大的目标,而且还不止步于此:这两部短片既真诚又私密,而且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 《我希望我死的时候声音很大》得名于CA康拉德(CAConrad)的一首诗,以吉布森在地铁上恐慌发作的镜头开场。我们透过拼贴而成的各种场景窥探到了她的内心,其中既有一些恐怖的瞬间,例如倾覆的难民船和格伦费尔大楼(Grenfell Tower)着火的景象,还有一些温馨的场景,例如家庭录像片段(她的孩子在被风吹拂的沙滩上和浴缸里),后者象征了她可能失去的一切。随后,我们跟随吉布森来到纽约市,她在那里与康拉德和康拉德的导师、同为诗人的艾琳·迈尔斯(Eileen Myles)见面。迈尔斯的工作室满是奇特怪异的东西:摆放在打开的眼镜盒中的死青蛙、为作诗仪式准备的塔罗牌以及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的《混凝土》。吉布森在旁白中引用了睿智而深刻的女权主义人士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和艾丽斯·诺特利(Alice Notley)的话,这些话语共同汇成了吉布森写给襁褓中的女儿莱泽(Laizer)的信,在我们“偷听”信中内容的同时为我们的内心注入坚定的力量。 《不是姐妹的两姐妹》的灵感源于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的电影剧本《不是姐妹的两姐妹》(Two Sisters Who Are Not Sisters),剧本讲述了斯坦本人、艾丽斯· B·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和她们的卷毛狗“篮子”(Basket)的故事——吉布森告诉《弗里兹》:“斯坦是万事万物的教母。”《不是姐妹的两姐妹》关注的是母亲的快乐和焦虑,以及“家”在动荡世界中的定义。吉布森的这两部短片是伦敦卡姆登艺术中心(Camden Arts Centre)举办的“老妪音乐”(Crone Music)展览的一部分。这场展览将持续至3月底,旨在纪念已故的保利娜·奥利韦罗斯(Pauline Oliveros),《我希望我死的时候声音很大》使用了她的音乐。吉布森说,奥利韦罗斯“通过深度聆听活动和集体创作,使女权主义得到公开表达……我采用的是开放式的工作方式,接受命运的偶然性,让许多不同的声音帮助我创作。我还对'给予肯定'这个过程很感兴趣。以往的情况是,某些人物、关系或事物成就了艺术作品,但却很少获得肯定。在传统的电影创作中,分工明确,人们能够凭借自己的付出得到赏识。我认为这样做才是对的。”

 
巴黎评论

介绍鲜为人知的20世纪经典

1月,文学评论家兼散文家埃玛·加曼(Emma Garman)在《巴黎评论》月度专栏“女性经典”(Feminize Your Canon)中发表了一篇向澳洲小说家埃莉诺·达克( Eleanor Dark)致敬的精彩文章,向我们介绍了达克被人忽视的杰作《克里斯托弗前奏》(Prelude to Christopher) 。这是达克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主人公是一名医生,渴望进行实验,采用社会工程手段,建立属于自己的社会。 1937年,这本书尽管在英国和澳洲备受好评,但却无法在美国出版,因为美国人认为这部作品的内容过于激烈、怪异,会引发读者的不安。虽然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各地兴起(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出版商依然认为,一个女人批判优生学和生物决定论谬误的作品不会有什么市场。 《克里斯托弗前奏》讲述了一个具有现代主义框架的哥特式故事,结合了四个人物的视角和记忆:在车祸中受重伤的医生奈杰尔·亨登(Nigel Hendon)、他的妻子、他的母亲和暗恋他的医院护士。我们会在书中看到,奈杰尔曾经建立过一个岛屿乌托邦(当时已经停止运作),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能进入那里。最开始遇到的问题来自奈杰尔的妻子——美丽动人但精神不稳定的琳达(Linda),她的家族有精神病杀人史。奈杰尔勉强允许她住在岛上,但拒绝与她生育,以免两人的后代被琳达的劣质基因污染。不出意外的是,摧毁这场实验的不是琳达,而是整个实验所基于的前提。这对夫妇不得不承担随之而来的骂名,媒体头版上满是诸如《以科学之名作恶;孤岛恶政的权力风云》之类的标题。加曼的文章更具启发性,因为她介绍了这部小说中有哪些元素与达克的人生经历有关,包括达克母亲的精神崩溃和英年早逝,以及达克的姑妈作为性教育工作者和优生学家的工作经历。这部小说于1934年在澳洲出版,一名评论家称其为“在我国创作和出版过的最成熟的小说作品”。达克在后来出版的历史小说中探讨了欧洲在澳洲殖民的问题,销量很好。但加曼写道:“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是《克里斯托弗前奏》那种大胆的实验主义风格。”

 
支持

为阿富汗新闻行业带来女性的观察与声音

出自阿富汗女作家、女记者和女摄影记者之手的文章和图片非常稀缺,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保守,大多数女性都无法和大多数男性说话。虽然阿富汗的媒体在战后蓬勃发展,在职记者共有9000人,但其中只有不到10%是女性。非政府组织“萨哈尔说”(Sahar Speaks)致力于改变这种失衡局面,通过教育和辅导计划使阿富汗女记者能够采取主动,并为她们提供相关工具,帮助她们勇敢而准确地报道自己认为重要的议题。萨哈尔是阿富汗常见的女性名字,意为“黎明”,象征着女性不再被边缘化的言论自由新时代。这个组织于2015年开始运作,此前驻喀布尔的外国新闻机构没有女记者;但自2015年以来,该组织已经培训了数十名女记者。这个项目由英裔美籍记者阿米·费里斯-罗特曼(Amie Ferris-Rotman)设立。 2016年6月,首批12名学员的多媒体作品在《赫芬顿邮报》(HuffPost)上发表。 2017年,伦敦的回文戏剧公司(Palindrome Productions)将萨哈尔说毕业学员的三篇报道改编为舞台剧。该组织目前正在与《卫报》(Guardian)合作,发表新一轮报道,受训学员已经在BBC、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任职。

 
电影

层次丰富的新西兰佳片

制片人克丽·瓦基亚(Kerry Warkia)和基尔·麦克诺顿(Kiel McNaughton)召集了八位毛利族(Māori)女导演,请她们围绕一名受虐儿童讲述一个痛苦而神秘的故事,这才有了《瓦鲁》(Waru,2017年)这部电影。每位导演都负责影片的一章,即一段不间断的10分钟镜头,每一章都与毛利族儿童瓦鲁的葬礼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瓦鲁在影片中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这些不同的章节逐渐揭示了导致这起事件的社会状况。在由布赖尔·格雷斯-史密斯(Briar Grace-Smith)执导的第一段影片中,中年妇女查姆(Charm)为出席葬礼的人准备食物,她神情隐忍,甚至有些敌意。凯茜·卡阿(Casey Kaa)执导的部分是关于瓦鲁的幼儿园老师阿娜赫拉(Anahera),她在和瓦鲁的同班同学讲话,想确定谁来坐瓦鲁的位置。接下来,安斯莉·加德纳(Ainsley Gardiner)用镜头展示了一名单身母亲生活拮据、无钱购买燃气和食物的场景。凯蒂·沃尔夫(Katie Wolfe)则向我们介绍了另一位生活艰辛的年轻母亲,身为歌手的她在清晨带着酒气回到家中,发现襁褓中的孩子一个人被锁在房子里。影片中段的核心故事由勒妮·麦希(Renae Maihi)执导,是关于葬礼(毛利语为tangi)本身。在葬礼上,瓦鲁的曾祖母和外曾祖母分别代表不同的部落,争夺孩子的遗体。随后,影片又扩大视角,加入了另一章,在这部分当中,一间电视演播室内存在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现象。由切尔茜·科恩(Chelsea Cohen)执导的这个片段讲述的是毛利族女主播在工作场所与令人震惊的偏见作斗争,并决定在电视直播时直言不讳地讨论这个问题。葆拉·琼斯(Paula Jones)执导的部分与这章相互呼应:少女米尔(Mere)同样鼓起勇气,大胆发声,与虐待她的人对质。最后一部分由阿瓦努伊·希米奇-佩内(Awanui Simich-Pene)执导,讲述的是两姐妹提蒂(Titty)和巴什(Bash)驱车前去营救巴什身陷险境的孩子。我们不知道最终结局如何,但能够感受到她们的决心。 《瓦鲁》采用了颇有新意的结构,并以含蓄、精巧的手法处理敏感题材,整部影片沉着大气,毫不妥协,令人难忘。

 
聆听

令音乐家和观众着迷的丰富音色和质感

陈银淑于1961年出生于韩国首尔,于1985年搬到汉堡,师从匈牙利重量级作曲家哲尔吉·利盖蒂(György Ligeti),后来又于1988年搬到柏林,并在那里定居至今。她的音乐作品充满活力又背离传统。去年10月,纽约爱乐乐团(New York Philharmonic)授予她当代音乐界的最高奖项之一玛丽-若塞·克拉维斯新音乐奖(Marie-Josée Kravis Prize for New Music,20万美元奖金外加为乐团作曲的机会)。陈银淑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或许是精致而古怪的《爱丽丝漫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这部作品于2007年在慕尼黑歌剧节(Munich Opera Festival)首演。黄哲伦根据歌剧的需要对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语言进行了改编,而陈银淑的配乐则融合了各种风格,令人惊艳。她的协奏曲(演奏乐器包括单簧管、小提琴、钢琴、大提琴和——一种美妙动听的中式复调口琴)也采用了类似手法,而且以演奏难度高而出名;演奏她的独奏曲所需要的精湛技巧几乎与交响乐等同。 “我会被高超的技巧吸引。”陈银淑说道,“演奏者尝试超越自己的边界——我喜欢这样。我作为作曲家总是会遇到这种情况:虽然不知道是否能成功,但仍要拓展可能性的极限——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真的成功了。我对独奏者的要求是一样的。”芬兰单簧管演奏家卡里·克里库(Kari Kriikku,陈银淑曾为他创作过一首协奏曲)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温情地回忆起陈银淑在世界首演后给他的反馈:“你的演奏听起来更像是鸟鸣了。”

 

 

插画由奥德丽·海伦·韦伯(Audrey Helen Weber)创作

‘Courage calls to courage everywhere, and its voice cannot be denied.’

Millicent Fawcett